安徽祁门一带自古名医迭出，但因“精通医术，治病多奇中”而被记载于明史《李时珍传》的却只有一位，那就是汪机。汪机（1463～1539），字省之，号石山居士。他生于儒医世家，其祖父汪轮、父亲汪渭及叔伯辈同族汪宦皆为名医。其父汪渭不仅精于医术，且著述甚多。而汪宦则是明嘉靖时太医院御医徐春甫的老师。

徐春甫在《古今医统大全》中对汪渭、汪机父子俩进行了这样的概括：汪渭“少习儒业，精医学，存心济物，志不在名，活人甚多”；而汪机则“业《春秋》，补邑庠生，习父医，尤得其精妙。郡人求治，多效，日益众，居士弗容辞”。父“习儒业”，而子“业《春秋》”；父“精医学”，而子“习父医”。不难看出，汪机无论学儒还是从医，皆受父亲影响颇深。

自幼习读儒家经典的汪机未能走上入仕为官之路，转而继承父业，踏上了悬壶济世之途，这并非是因他一味听从父亲之命，而是源于“存心济物，志不在名”的父亲对他的谆谆开导与启发。

汪机自成为“补邑庠生”后，就“屡试不利”。但他父亲开导他说：“昔范文正公尝自祷曰：不为良相，便为良医。意谓仕而不至于相，则其泽之所及，顾不若医之博耳。”在其父看来，良相之责在于“泽之所及”，要尽全力惠及天下苍生。入仕为官，若成不了良相，就不如用医术“益众”来得更深远、广博。在父亲的启悟下，汪机放弃学习“科举浮文”，开始研读“医家诸书”，以“济物”、“活人”为其毕生志向。

徐春甫说，汪机“弃儒就医”；汪机也认为自己是“弃儒业医”，但不可否认的是，正是因他自幼学儒，才使其具备了当良医的德行。儒家有言：“百善孝为先”。孔子曾说：“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夫孝，德之本也”。在学儒之人看来，孝顺父母是天经地义的法则、立身处世的根本。而汪机最早被人发现其精湛的医术，就是因他治好了母亲多年的顽疾，后来还三次为晚年的父亲治好了重病。

据《石山居士传略》记载：“其母孺人病头痛，呕吐十余年，居士起之如故。以望公晚年三染疾，亦三起之”；“于是益加研究，诊治病者，百试百中，捷如桴鼓，声名益彰”。《祁门县志》云：“汪机，……母病呕，遂究心医学，凡岐黄扁仓诸遗旨，靡不探其肯綮，殊证奇疾，发无不中。”其高足陈桷也在为其撰写的小传中这样描述：“先生……性至孝。因思事亲者不可不知医，复精于医，赖以存活者众。”

汪机因“孝”、“事亲”而“究心医学”。此后几十年，“凡岐黄扁仓诸遗旨，靡不探其肯綮”，因此才达到“殊证奇疾，发无不中”的境界。可见，他毕其一生，博览医书、潜心钻研医学经典，是实现其医术超凡、精湛的必备条件。

直至年逾古稀，汪机依然手不释卷，尤其对《灵》、《素》、《难经》、《伤寒》等中医古典专着甚为精通。同时，他倾尽心力，花费大量时间来整理、编补医学古籍。自天命之年著书立说，一直笔耕不辍。他为撰写出《医学原理》而“朝究暮绎，废寝忘食，经历八春”；为整理出《伤寒选录》而历经数十年；为订正《脉诀》中的偏误，多次徒步往返于祁门与歙县之间，以重金抄录《脉诀勘误》，最终完成了《补定脉诀勘误》一书。

汪机不仅对医书精通，其出神入化的医术也为世人所称道。据其高足陈桷回忆，汪机“回天之术，曾以极夭扎于同人”、“医足以逼岐黄之真”。他“诊治病者，百试百中”，以至于生病的人只要听到他走到窗外时发出的咳嗽声，就立刻感到欣喜，好像痊愈了一般，最终被他完全治好的人也特别多。

据《石山医案》记载，是凡患者见治于汪机，就如同饥饿之人得到了食物、干渴之人得到了可饮之水；就如同陷入困境的人得到了援助，从此一跃而起，陷入危难的人得到了扶持，从此转危为安。

汪机“行医数十年，活人数万计”，与其父“尝以医活人，至数千指”相比，已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父亲很欣慰地对他说，“你有如此高明的医术，功名利禄又有什么好羡慕的呢！”

作为儒医，汪机对父母尽孝，也以一颗仁心来对待百姓。无论远近亲疏，是凡来求医问药的患者，他都“竭力治之，至忘寝食”。而对于无法救治的人，他也直言相告，从不隐瞒。他常说，身为医者“不可轻视人之生死”。他还免费为穷苦的病人进行治疗，甚至资助其药物。

明朝嘉靖年间，祁门突发瘟疫，一时间死亡相继，哭声载道。汪机心系当地百姓，于是自己出资购买药材，并配制成汤药，盛放在家门口的大瓦缸中，免费施予民众。未久，瘟疫得以遏制，得救之人不计其数。

嘉靖十年（1531），年近古稀的汪机在《石山先生像赞》中写道：“平居不敢干名而犯义，交际不敢口是而心违。事求免于流俗，礼求合于先儒。谦约节俭，乐易疏愚。不求闻达，甘守穷庐。宁为礼屈，勿为势拘。……惟求无愧于心欤！” 嘉靖已亥年（1539）十二月，一代儒医汪机在故乡祁门与世长辞。@*#

参考资料：

《石山医案刻序》
《石山居士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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