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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壶不忘师恩的清代名医程士超

文/颜雯
在遇到不同的患者时,程士超不会照搬古方,或拘泥于一家之言,而是凭借自己的观察和诊断来对症下药。(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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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士超,号上达,是广西桂平人。他生于嘉庆年间,在道光、咸丰、同治、光绪这四位皇帝统治期间,一直是广西一带颇负盛名的良医。

他自小就聪慧过人,能熟读儒家经典,并能体会出其深刻的内涵。但因家中贫困,父母无力供他考取功名,于是他以悬壶为志,从此投身方技之学。

程士超十几岁时去广东游历,本想寻访名师,却久无所遇。当他折回广西,一路西行到桂林时,便遇到了自此教他医术、并使他在医术上受益终生的恩师朱易。朱易本是江西人,他的老师正是清代有着“医圣”之称,不仅“通禅理”,还精于黄白术的神医喻昌(字嘉言)。他尽得师父真传,其医术也不同凡响。

程士超拜朱易为师后,每日都不敢懈怠,只要师父出诊,他就跟随在侧,仔细地观察、认真地记录。晚上回来,他也顾不上休息,继续捧起远古的方书勤学苦读,用心地去领悟其中的医理大道。

后来,师父带着他回到了桂平,让他为自己的父老乡亲诊病疗疾。朱易人品贵重,医术颇高,桂平一带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都对他礼敬有加。人们总是亲切地称呼他为“朱先生”。十几年来,师徒二人的悬壶之德已在当地被传为佳话。朱易手把手教自己的爱徒行医、配药,使他医术渐长,最终也成了为人所尊崇、敬仰的一代名医。

尽管程士超的医名已传遍十里八乡,可他仍在埋头苦学,想不断在医术上寻求突破。除了将师父亲授的医理、医术熟记于心、应用自如,他还尝试去借鉴明代时颇受嘉靖皇帝赏识,后被封为太医院院使的著名医家薛己(字新甫,号立斋)以及因善用熟地黄而被后世称为“张熟地”的名医张介宾(字会卿,号景岳)的疗疾、用药之法。

后来,在遇到不同的患者时,他就不会照搬古方,或拘泥于一家之言,而是凭借自己的观察和诊断来对症下药。多年来,无论是外感于“六淫”(指风、寒、暑、湿、燥、热)还是内伤于“七情”(指喜、怒、忧、思、悲、恐、惊)的病人,只要服用了他配的药,就能药到病除。

道光年间,贼寇四起,朝廷调了贵州的一支军队进驻桂平。没过多久,将领、兵士们都纷纷染上了疫病,且久治不愈。当时,掌管军粮的一位官员经多方打听,找到了程士超,并请他去医治。他不负所望,很快就把军队里的病人都治好了。而那位官员也因此立了功,被皇帝加封为六品官员。后来,洪秀全在桂平起事,当时的县令李孟群也加派军队增援,可士兵们还未上阵就得了疫病,于是又把程士超请了去。他跟着军队一路奔波、救治患者,直到士兵们都康复了,他才离开。当此事上奏到朝廷,李孟群也被升了官。

咸丰五年,陈开攻占了桂平,并在此建立大成国,自立为王。程士超处乱不惊,依旧在家中潜心钻研医术、整理医案。他将平日里开出的药方以及治病时所积累的心得、经验都分门别类地记录下来,最后编辑成册,着成一书。

朱易仙逝后,程士超很挂念他。他时常想着,行医与做人一样不能忘本。在他著书立说时,更是时时感念师父朱易多年来的指点与教诲。于是,他以朱易的悬壶之号“星洲”为名,将自己亲手编纂的医书取名为《星洲实录》。

同治七年,清代名臣鹿传霖的姑母突然得了脑痛之症。她年纪尚轻,但喝了很多补药也无济于事。时间久了,她的肚子也开始大起来。看她面色红润,且很久没来月信,来看过的医生都认为这是怀孕的先兆。可程士超诊脉后发现,病人肚子大是因为补药吃得太多,导致身体无法吸收,于是都积存在腹内。只要把药物残渣清理出去,腹胀的症状就会消失,月事也会再来。后来按此方医治,果然如此。

至于病人的头痛症,他认为不是服药所能治好的。他让病家铸造了一个金枕头,让病人枕在上面。等枕头逐渐变黑,他便叫来匠人,用火烤的方式将黑色物质褪去,再让病人继续枕。这样重复了三次后,那病人的头痛症就彻底消失了。鹿传霖见识了程士超的医术,立即手书“神同和缓”四个字,称赞他的医术就像秦国的两位神医和、缓一样出神入化。

那时,广西富川县县令焦肇骏自吸了鸦片后,就患上了水肿。治了一段时间,可症状越来越厉害,最后连鸦片都吸不了了。医生们又是给他开汤药,又是将名贵的龙肝研磨成粉,敷在他身上,但怎么都不见效。程士超看后,只是给他发了发汗,然后又调理了一下脾脏,他的病就好了。焦肇骏亲笔给他题了“十全为上”四个字,夸他是来十个患者就能治好十个的最上等医生。

因超凡的医术,程士超在当地的官宦、乡绅中一直都很有名望,几十年来收到的匾额、题字远不止这些。光绪十三年,他离开了人世,享年八十四岁。儿子兆麟自幼得父亲所传,后来着书立说,“发古人所未发”,也成了被载入清代医史的一位名医。

参考资料:民国九年《桂平县志·纪人》@*#◇

责任编辑:王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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