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23年07月06日讯】

前言

这“花生米的故事”，对我们谢氏家族而言，是一段我父亲年幼时，十分辛酸的回忆，那是他老人家吃花生米的一种“特殊方式”。这段故事我父亲显然不只是讲给我们兄弟俩听过，一定也讲给他的学生们听过。因为我父亲一直是非常受他学生们欢迎与尊敬的师长，也一向亲近他的学生，常与他们“掏心掏肺”地聊天。

不过我在这儿所提到的学生，全是“有军职”的学生，他的近四十年军旅生涯中，有长达三十年以上，是在“军教”单位服务的，包括他的母校──由黄埔岛迁到南京的中央陆军官校，与陆军外语学校、骑兵学校、交辎学校、机械化学校、装甲兵学校，抗战时期的贵州札佐演习场与新兵训练基地，再加上后来在台湾高雄凤山复校的陆军官校以及陆军步兵学校，最后是在当年国军的最高学府，三军联合参谋大学（应该是现今国防大学之前身，但性质略有不同）教育长任内结束军旅生涯的。

所以当我间接得知父亲的众多学生之一、一位马姓学生（大概是凤山陆官26期毕业生）与我在台北的亲戚闲聊时、提到我父亲曾跟他讲过这“花生米的故事”时，我并不十分惊讶。

唉！这又是一篇讲我父亲儿时艰辛往事的文章，写得我泪眼模糊，您就慢慢看下去吧。

故事的起源地

这故事的起源地，是在穷乡僻壤山坳中的那个福建省武平县武所乡（又名武平所，就是现今之福建龙岩市武平县的中山镇），时间点回到了我父亲儿时的清末民初。

由地图上看来，中山镇位于福建之西南角，距客家人的“首都”广东梅县（今称梅州），大约五十公里左右，中间只隔了个广东省蕉岭镇而已。蕉岭是民族英雄谢晋元之老家，与武所乡相距不到三十公里，想来他也有可能和我们一样，是“谢安”的后代，千百年之前是“同一家”的。因为在粤东、赣南与闽西（主要是闽西南）的客家人聚居区，“谢”姓算是当地“大姓”之一，分布甚广。

但这片属于客家人的老地盘，是个多山、多丘陵的贫困地区，一般家庭若是仅靠农耕，是很难养家活口的，所以，许多男性客家人都离乡背井，到沿海地区打工以维家计，远赴南洋的也不少，而客家妇女们则留在家乡务农。

常听人夸说，客家女人非常勤劳，生养子女，家事一手包之余，还“勤劳”地下田耕作。但我认为这所谓“勤劳”，是被生活压力给逼出来的，我的祖母廖氏就是这样子过活的，因为我的祖父“承恭公”，是长年在南洋打工的典型客家男人之一。

由于我的祖父是家中最重要的经济支柱，所以当他英年病逝后，家道乃中落，我父亲幼时之成长环境就变得十分艰难。

人说“贫困之家百事哀”，家中有四个嗷嗷待哺的子女（我父亲是家中老二，上有长兄，下有两位妹妹），祖母廖氏根本无法维持家计，长子（肇钧伯）被送到三十多里外，武平县城的一家裁缝店当学徒（包含食宿），大妹染病后高烧不退，无钱延医，在家人束手无策地的环顾下病逝。小妹稚龄日后被卖到邻村当“童养媳”，这里面的细节，我已记录在“鞋子的故事”一文中，请自行参阅。

拉拉杂杂地把家乡的地理位置与生活情况简单介绍了一下，只是想告诉你，父亲这“花生米的故事”是如何孕育出来的。

“何细舅公”的故事

这“何细舅公”是我父亲亲笔撰写的自传中，一位“有姓无名”的人物，他是我曾祖母（武平县何氏）之幼弟。在“鞋子的故事”一文中，我也曾提过，曾祖母何氏是如何在我父亲徒步去厦门的集美师范学院前，赶制了一双布鞋送给他之往事。

我父亲口中的“何细舅公”是读过私塾的，算是那穷乡僻壤中的少数“文化人”之一，但他平日是靠“制造与贩售香烛”维生的，我猜想这可能是何氏的祖传家业，因为根据我父亲遗留之文稿，在那农业社会里，他好像并未下田耕作。

由于清末民初的年代，离乡到外地打工的乡民很多，书信往返频仍，乡里文盲一大堆，因“何细舅公”略通文笔，所以时常义务地帮乡民们“代书”，就这样逐渐奠定了他在邻里的“乡绅”地位。

我父亲自幼聪慧，六岁还不到就把“三字经”背得滚瓜烂熟，是祖母何氏最钟爱之孙辈，所以连带着“何细舅公”也对我父亲照应有加，常让他到香烛店里玩耍。

我父亲家道中落后，“何细舅公”知道他经常三餐不继，就藉他到店里来的机会，悄悄地塞些食物给他，“制售香烛”并不是什么赚大钱的行业，“何细舅公”也绝不是什么“员外”，有家小要养，自顾不暇，帮不了大忙，所以给他的食物以零食居多，如花生米之类。

故事就这样逐渐导入“主题”了。

这么慈善又乐于助人，备受邻里敬重的“何细舅公”，他老人家日后之遭遇居然是十分凄惨的，在我父亲遗留的文稿中，可以清楚地读到他多年来的悲愤与无奈，其过程与细节，我会在本文结束之前作交待的。

“花生米故事”之主题

话说我父亲每次在他的“何细舅公”那儿拿到一些花生米时，会立即奔返家交给母亲（我的祖母廖氏），由于家中通常无米下炊，以野菜果腹，这花生米就成了弥足珍贵的食物，所以每当我父亲分到几粒时，他的“吃法”是这样的。

花生米剥壳后，每粒皆被分成两半，将半粒花生米放在嘴里细嚼慢咽（我注意到那是几近一分钟的时间），才和着少量的水吞下肚。

觉得好笑吗？小时候我父亲就是这样子教我吃花生米的，如今回想起来，不但不觉得好笑，还伤感地湿了眼眶。

老哥与我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在高雄县凤山镇的黄埔新村长大的，眷村生活当然也不容易，但与我父亲的家乡相比，我们兄弟俩简直像是在“天堂”里长大的。别的且不提，至少我俩每天有三餐下肚，菜肴虽普通，但从没饿过肚子。

可我父亲可没有那么幸运，他那吃花生米的“怪习”，全是因为只有这样子细嚼慢咽，才让那空空的胃略有“饱感”，不至于会“胃壁相磨”。至于这特殊的吃花生米方式，是我那苦命的祖母教的，还是我父亲自己“体验发明”的，我就不知道啦。但终我父亲一生，非常珍惜食物，饭碗里绝不会残留一粒米，而他那吃花生米的“步骤”也一成未变。

我以前曾写过，父亲（那时他还是军中将领）曾数度带领我们兄弟俩到郊外，教我们如何辨识“可食用”之野生植物（包括草根在内），当时我还未满十岁，年纪太小，自然不能完全体会其背后之涵意。

长大以后我才逐渐意识到，他老人家是在教导我们，如何在艰难环境下的“求生”之道。他曾生活在那苦难的“大时代”里（由清末民初，直到抗日与国共内战），脑袋里所想着的，都是要如何挣扎着“活下去”。他老人家八成是担心那苦难的“大时代”还没过完，在教我们兄弟俩“困境求生”之道呢！

最近（2023年6月）有新闻报导，南美洲哥伦比亚有四个稚龄孩童，年龄最大的只有十一岁，最小的还未满周岁，在他们乘坐的小飞机坠毁于亚马逊的原始丛林中后（机上三位成年人皆死亡），居然在没有食物的情况下，存活了四十多天后才平安获救，靠的就是那十一岁女孩，曾学过如何辨识“可食用”之野生果实与植物。

回想起来，我们兄弟俩是何其幸运，“错过”了那个苦难的“大时代”。

或许是儿时经常处于饥饿状态，造成我父亲一生有不定时的“胃痉挛”毛病，常见他皱着眉头坐在沙发上，握着拳微微地揉腹。上世纪七十年代（当时我已负笈美国），父亲还因胃大量出血，被紧急送到台北荣总动手术，割掉了超过半个胃，他的胃宿疾就这样才算是减轻了发作频率。日后曾担任台北荣总院长的彭芳谷（他是我的表舅，请参阅“松街的故事之二”，当时应该已是荣总副院长）十分关心，还亲自在开刀房里全程“督刀”呢。嗯，好像是有那么个传统规矩，外科医师是不替自家亲戚动手术的。

父亲生前，我从未想到这“细嚼半粒花生米”的事，曾被他当作“励志故事”，讲给他的学生们听过，而且还让他们印象如此地深刻。

是的，以他的“极度贫寒”出身，能够努力向学，日后被国府遴选，成为中华民国建军史上的第一批留欧军事留学生（国府首度有缜密“维新”计划而送出去的），他的一生确实是篇“励志”的好题材。

父亲日后是“两袖清风”地退休的，所以他留给我们兄弟俩的遗产不是钱财，而是学习如何“刻苦坚忍”，与“逆流而上”，是兄弟俩一辈子“享用不尽”的。

“何细舅公”的悲惨结局

对我父亲照应有加的“何细舅公”，他的人生有个非常悲惨的结局，他是最早遭中共在搞“阶级斗争”时，以“莫须有”的罪名枪决的“善霸”之一，时间是1929年春夏之际，在1949年中共正式窃据神州大陆之前二十年。

中共于1929年元月，离开早期盘据的江西井岗山区后，在赣南瑞金，仿效他们的苏联主子，成立了一个名为“苏维埃”的非法政府，就开始以流窜（非占领）方式持续蹂躏赣南与闽西南的客家人聚居区，1929年三月间到达了我的家乡武平县武所乡后，立即就地恶搞土匪式的清算斗争，武平所被处死的地主超过十位，“何细舅公”虽然不是地主，但他受人之托出面替地主们求情，属于“罪同地主”的“善霸”，就这样糊里糊涂地丢了一命。

惨遭处死的地主中，包括我们谢家的地主，他不姓谢（可惜父亲的自传中未提及他的姓名），但我父亲在考取厦门集美师范学院之前，曾住读邻县的上杭中学（武平中学是数年后才成立的），那儿的学杂生活费，就是这位疼惜他的地主无条件提供的，是被我父亲日后列为“恩人”之一的“好地主”，在毫无人性的中共阶级斗争下，成了冤魂一缕。

更可恶的是，红军不许被处死的“罪犯”家族收敛遗体，曝尸广场示众达十余日之久，最后所有尸体全被抛入乡中一条不知名的河里（应该是韩江的支流，涨水时约三十公尺宽，我于2002年返乡祭祖时，还特意上河堤去看过），他们的遗体最后应该是随江水流入了南中国海。

1931年9月，闽西南之各县，包括武平、长汀、上杭等，客家人聚居地，皆正式沦为“苏区”，直到1934年10月，中共灰头土脸地展开两万五千里“亡命天涯”时，闽西足足有三年时间成了人间炼狱，为乡民所痛恨。

所以15年后的1949年，当我父亲率70军32师赴粤，路过江西瑞金（福建长汀之邻县）时，遣人返武平所，通知我大伯来会面，乡中青年至少有十余位闻讯，也徒步赶到瑞金，自愿投身反共行列，他们最后都随70军来到了台湾。

在此顺便提及，江西瑞金居民也全是客家人，与福建的武平、长汀、上杭等各县一样，语言皆归属广东梅县客语，我父亲之率军“路过”江西瑞金，应该是他刻意规划的，想要就近打听家乡的消息。由于语言相通，我父亲在与瑞金当地居民闲聊时得知，共军盘踞的那三年，仅瑞金当地就有数以百计的居民遇害，“斗争会”几乎天天都举行，中共也就不停地滥杀他们所谓的“地、富、反、坏、右”，这就是典型的毛式共产暴政，日后公正的历史学者们，必定会严加批判的。

至于瑞金邻县福建长汀居民之遭遇，也好不到那儿去，所以客籍青年忿而投身黄埔岛与日后的南京中央军校者众，日后升任将军的客家人，少说也有二、三十位之多，我在这儿随便举几个我比较熟悉的例子，福建长汀的有罗列将军﹝黄埔四期﹞、林丰柄将军﹝黄埔六期﹞、张成仁将军﹝中央军校十三期﹞，与广东梅县的罗友伦将军﹝黄埔七期﹞等。

现在回想起来，中共盘踞家乡时，我父亲正在英国皇家军校留学（1930年到1933年），难怪他老人家回国后没能立刻返乡探亲，原来家乡当时成了中共血腥暴政之“实验室”，他当时若是在家乡现身，还有活命的机会吗？

结语

我虽然出生于抗战末期的贵州札佐，但童年是在台湾接受儒家教育，憧憬的是礼运大同篇里所描述的祥和社会，当然对中共那恶名昭彰，残酷且毫无人性的毛式“斗争大会”之方式与过程，一无所知。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在我观赏了一部由陈凯歌导演，张丰毅、巩俐、张国荣等领衔主演的电影“霸王别姬”后，才算是“开了眼界”。

陈凯歌在这部电影名片中（在欧、美各影展中得奖无数），写实地将“文革”与那毛式“斗争大会”，惊心动魄地呈现在我眼前，我可是当场被吓得“汗毛直竖”。

我这在台湾成长的“第二代外省人”委实非常幸运，所看到的“土地改革”是和平的，过程中没有杀死半个地主。请那些被中共洗脑、无知地瞎捧中国共产党的死硬毛派份子睁大眼睛，看看国府的“三七五减租”与“耕者有其田”是如何完美进行的，台湾是如何由“农业社会”经由和平土改，迈入“工业社会”的，联合国又是如何以台湾的和平式土改为傲，拨专款送第三世界的专家们来台湾学习土改的。

我们“第二代外省人”的上一辈，可是在那“大时代”中历尽沧桑的。像我父亲那般，在儿时挣扎着求生的过程，大陆上少说点也有上千万例，可惜人各有命，没能熬过来的，绝对数倍于那幸运的少数。

我父亲是民前七年（1905年）出生的，就如那“花生米”一般，土生土长，是个质朴的农家子弟，家境清寒，所以付不出束修，只得躲在私塾门外偷听塾师（程润帆先生）教课，被善心的程塾师发现后，为嘉许他的勤学，让他免束修上课。

民国成立后，私塾变成了小学，他因成绩优秀，还是获准免学费上课的。初中则是家中地主出资，在邻县的上杭中学住读的，一年后考上厦门集美师范学院，当然是学杂住宿费全免。

日后他徒步去黄埔岛投笔从戎，军校毕业后不久，就被国府遴选，到英国桑赫斯特王家军校（Royal Military Academy at Sandhurst﹞留学四年，以及日后在美国陆军指挥参谋学院高级班受训一年多，自然也全都是公费。

所以我父亲的求学历程，给我们兄弟俩的启示就是，那怕是出身寒微，只要能一心向学，前途这条“康庄大道”，完全是可以靠自己的毅力铺出来的。

父亲千辛万苦所植的树，如今让我们兄弟俩在树荫下舒服悠闲地乘凉，所以我现在“摊开纸笔”，写些纪念他老人家的文章，是理所当然的。

【谢行昌，2023年6月，完稿于美国德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