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23年03月10日讯】我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台湾的“崇儒”教育系统中成长的。自小学到高中，曾经教导过我的国文老师大概有七、八位以上，但是如今仍深植我心者只有四位，他们是诚正小学（全台唯一的陆军子弟小学）的钟素贞与王川磊老师，省立凤山中学的高仰山老师，与省立高雄中学的司修武老师。
诚正小学的两位国文老师
钟素贞老师是我小学五年级以前的国文老师兼级任导师（班导），她是军眷，就近住在我们黄埔新村（原名诚正新村）的东三巷里，离我家所住的西一巷大概不到一百公尺。她是咱们村中一大票“顽童”的启蒙老师，循循善诱地将“众萝卜头”自识字开始，逐步导入到可以阅读漫画与儿童刊物的地步。
钟老师身子单薄，一付弱不禁风的样子，但是她教学认真，也影响到我们日后的学习与求知态度。她有两个儿子陈津生与陈银生，津生高我两级，银生低我一级，顾名思义，他们两兄弟分别出生于天津与银川。
眷村居民来自五湖四海，那些年纪与我相仿，在抗战胜利前后出生的，多以其出生地为名。住在同村东五巷的胡序荃将军，是我父亲黄埔六期的同学，他的六位子女中之后三位，福生、平生与凤生，就分别出生于福州、北平、与台湾凤山，其中的胡平生是我小学同班同学，曾担任过台大历史系系主任，是国内颇负盛名的历史学者。与我们对门而居的是闻家，有三兄弟泽生、昆生与福生，就分别出生于云南的会泽、昆明与福建。闻泽生是演员，就是在港台两地有不少影迷，艺名“闻江龙”的那位武打明星。
我对钟老师印象最深的是，每当我生病在家休养而“旷课”时，她会来我家告知我母亲当天之学习进度，让我不至于因病而荒废学业。我小时候身体极差，一年级时曾因肺结核而休学一年，痊愈复学后还经常成为“病号”，若非钟老师之特别眷顾与通融，我可能又得要继续休学才行。
至于王川磊老师（名为川磊，应该是四川人），他当时是有现役军人身份的，早些年跟随孙立人将军的青年军某师来到台湾。其实在民国四十几年时，自校长王景佑上校以降的全体诚正小学（陆总附小）的教职员皆有军职，甚至包括上下课时，敲校钟的那位工友在内。
讲到“校钟”，那是吊在教室走廊下的一截约两英尺长铁轨，用榔头敲起来，距离若是在十公尺之内，可是要震耳欲聋的。
王校长是孙立人将军的堂妹孙菊人的先生，备受学生与家长们的爱戴，他也兼任诚正中学（陆总附中，日后改名为县立凤山中学）的校长。这中学部的原始学生不多，几乎全是由青年军部队里的“幼年兵”所组成的。记得十分清楚，王老师的军阶是陆军中尉，因为他偶尔是会穿着整齐军服来上课的，肩膀上挂着“两条杠”。
王老师是我小学五、六年级时的国文老师兼班导，他是最早在我的小脑袋里塞进了不少“成语”的老师，尤其是那些“四字成语”与它们的典故及使用法，都是王老师在授课时津津乐道的。
“成语”是现代中华文化中的精髓之一，所以后来中华民国的国立编译馆还出版了一册“中华成语辞典”，由文史专家们搜集“成语”，加上范例以解释它们的出处与适当的使用方式，不过好像在我的小学时期，这成语辞典尚未普遍发行。
王老师教我们四字成语的方式非常直接而简单，以“掩人耳目”为例，他就在黑板上写的“掩”字右上方插入个“遮”，“耳”字右下方放个“朵”，“目”字旁写个“眼睛”，然后解释说，这就是“想要遮掩人家的眼睛与耳朵”，也就是“欺瞒真相”的意思。
哦，这“掩人耳目”之后，若是加上另一个四字成语“欲盖弥彰”，不就是老祖宗教导我们，骗子的“狐狸尾巴”无论如何遮掩，终究还是会露出来的吗。
最近有台湾某政坛要人，号称自己有英国某名校之“一个半”博士学位，但却拿不出博士论文（其实只是一箱尚未装订成册的散稿）给大众鉴赏，还居然以权势颁行政命令，欲将那箱散稿封锁达30年之久。
写“博士论文”、拿“博士学位”这款光宗燿祖的事，为何需要刻意遮掩？拿出论文来展示给大众，将“造谣者”一棒子打“毙”，岂不是美事一桩。凡欲“掩人耳目”者，最后还是会“欲盖弥彰”的，也必会遭法院追究的，不是吗？
喔，在此不小心地展露了我的成语“才华”，说不定早已把众看倌们的大牙都给笑歪掉啦！但无论如何，得感谢我的启蒙恩师王川磊，不然我还不知道如何用成语来描述这款“狗皮倒灶”之事呢！
不过近三十年来，台湾的成语教育委实“每况愈下”（在此请各位看倌留意，不要将其与另一个成语“每下愈况”给混淆啦，“每下愈况”是用以判别猪之肥瘦时所用的成语），到底有多糟呢？如果连我这样“非中文专业”的退休电子工程师，都可以在下面随便举两个实际例子给你看，那些在台湾教国文的老师们不都早已气得“七窍生烟”了嘛？
十多年前，一位号称是国内顶尖的“中央研究院历史学者”出任教育部长，没多久就闹出个大笑话，被人发现他的“成语”常识竟然还不如中、小学生，因为他倾全力袒护新编的成语辞典中，误将“三只小猪”、“睡美人”之类的西方童话故事列为“中华成语”的荒腔走板事件。唉，有这样的教育部长主持如此的“教改”，我还真替现在的年轻人担心，他（她）们大概迟早会与最基本的中华文化脱节，搞出一堆虚无缥缈，从未有文字流传的“南岛文化”来。
是我在这儿“危言耸听”吗？当然不是，我就再举个例子罢！
记得成语“罄竹难书”吗？字面上虽然没有明说，但其原始的出处，可是个损人的成语，是形容其犯下“写”都写不完的“滔天大罪”。要个实际范例吗？毛泽东这厮就是个千古罪人，其罪行就是“罄竹难书”的。
可就是有位中华民国的前总统，在某次公开演讲中，误用“罄竹难书”这损人的成语，“褒扬”某人之功劳。让我最泄气的是，这位闹笑话的前总统还是台湾某顶尖大学法律系的第一名毕业生，甚至还兼全国法律高考的状元呢！
2022年3月25日，我在台湾的网路报纸上，看到一则啼笑皆非，但也十分可恨又可耻的新闻，有位倡导“南岛文化”的立法委员发言，称“古文”是“食古不化”的玩意儿，还说什么“台湾的年轻人不该把青春浪费在古文上 ”，竟然建议在今后各级考试中废考古文！
这位立委居然有胆子在发言中引用了“食古不化”的成语，这成语出自于前清阎尔梅在“破山和尚语录序”，那可是一篇非常“道地”的古文啰。再者，根据“成语辞典”，“食古不化”是“守旧而不知变通”的意思，这样看来，那“不知变通”的是他自己吧。
“周记”的故事
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这些小学生被要求每周得写篇“周记”，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每周上课六天（但周六下午不在课堂里，通常是童子军训练，或是在操场上的体育活动，如踢足球等）。好不容易熬到礼拜天不必起早上学，但是还得要费神地写篇什么“周记”，真够“折腾人”的。
自从王老师担任我的国文老师后，不但严格要求我们周一早上就得缴卷（交出周记），还将其评分列为国文科总分的一部分，搞得我们不得不认真地写周记。
我们的周记本有点像是薄薄的日记本，每页可以写六、七十个字。凭良心说，一个才十一、二岁的孩子，那儿有那么多了不起的事情是值得记下来的，所以常常得要绞尽脑汁地挤出几十个字来交差，有够辛苦。我相信写周记之主要功能，是磨练我们日后的“作文”能力，因为从小到大的各级升学考试，“作文”是国文科目必考项目之一。不是在这儿炫耀，我写的周记经常被王老师拆散后（因为那是没有影印机的年代），贴在教室墙上当作“范例”的。
但我在这儿也必须替我的那些在周一朝会结束后，第一节尚未开始之前才动笔赶写周记的少数几位同学打个圆场，他们好不容易有一天可以玩得“野”一点（那年头只有周休一日），那儿会把写周记当作一回事在做，我这弱不禁风，被父母“圈”在家中的小子，闲极无聊之下，只好一本正经、字斟句酌地写周记，得分再高，也只是一分天分，两分无聊，加上七分努力（呃，而且还是被迫努力的）。人家玩得较“野”一点的同学，日后有些“文”的，成了顶尖名校的大学教授，工程师，科学家，掌理全台湾万余艘渔船的渔业署署长等。有些“武”的，则成了喷射战斗机飞行员，或是手握重兵的陆军兵团司令，海军舰队指挥官等，都是国家不可或缺的中坚份子。这世间“行行出状元”，“野”嘛，也会有“野”的成就，不是吗？
话说有一天，我母亲烧了个她的拿手菜“冬笋炒湖南腊肉”，那湖南腊肉还是她老人家烟熏自制的，把我们弟兄俩吃得个狼吞虎咽，父亲在一旁笑我俩像“老饕”，还一笔一划地把那生僻的“饕”字写给我们看，我那“野”老哥对这个字的接受度有多少我不记得啦，但我可是一板一眼地写入当周的周记里。
王老师读到我周记里的“饕”字，脑袋里不知道是如何想的，在两堂课中间的十分钟休息时间，把我带到他的办公室问话。
“这不是个常用字，你是在那儿学来的？”老师指着周记簿里的“饕”字问我。
“我父亲教的。”我据实以告。
老师听了微微点头，然后忽然冒出一句；
“你的周记写得超越你年纪，连橡皮擦的痕迹都没有，都是自己写的吗？还是有人帮忙的？”
“是自己写的。”
“写完之后你父母有过目吗？”
“没有。”他们那儿有这闲空。父亲当时是黄埔军校校长，时值军校改为四年制的初创筹划期，经常忙得需要夜宿军营。母亲则担任军校妇联分会会长，兼黄埔幼稚园园长（请注意，这两项都是无薪职），也忙得不可开交。
离开老师的办公室后，我还没想到他还有“下一招”呢。
那个周六下午的例行课外活动时间，老师到操场上叫住我，要我回教室，当场写篇周记给他看。
我毫不含糊，题材是现成的（就是他怀疑我周记是不是自己写的那件事），笔一挥就是百余字，半小时不到就完工啦。
王老师读了当场大笑不止，立即批了个“甲上”不说，还高兴得用他的大手掌猛搓我“头毛”，搓得我得意非凡，一辈子没忘掉。
那场录取率特低的初中入学考试
民国四十六年（1957年），台湾还在实施“六年国民教育”的年代，所以你若是小学毕业后想要升初中的话，得通过各中学的招生考试。当时高雄县市名气最响亮的两所中学（都位于高雄市），是省立的高雄中学与高雄女中，也是整个高雄地区万千莘莘学子梦寐以求的学府。
刚好那一年，教育部选定高雄与新竹两市为实验“省办高中，县、市办初中”的试办点，雄中与高女（那时一般都认为简称为“雄女”之名好像不太“雅”，不过现在上网读新闻，好像又都改称为“雄女”啦）都不招收初中生，所以在我们凤山镇附近三、四十里方圆的小学毕业生，无论男女，全都以进入省立凤山中学（男女合校）的初中部为主要目标，竞争十分激烈。
放榜之日，我侥幸列名于二百五十名的录取名单上，开学前两周，得知我们是以五十位新生列为一班，我被分发到“初一礼班”，那是以“仁义礼智信”为名的第三班。约千余名应考学生中，录取率居然还不到百分之二十。
当时凤山地区除“省凤”之外，还有一所简称为“县凤”的县立凤山中学（前身为陆军总部附设之诚正中学），再加上一所私立的天主教道明中学，不过这两所学校的学生“容量”加起来都还远不及一个“省凤”，这岂不是让有心向学的学子们“求学无门”嘛？当即引发众怒。
所以在省教育厅之出面斡旋下，“省凤”决定加倍招收学生，将招生考试成绩次高的前二百五十名学生，列入“诚勇忠孝和平”六班，每班五十位。
眼尖的读者立即看出，这六班不是有三百名吗？多出来的五十位又是如何“混”进来的呢？原来这增添的“平”班，收了五十位保送来就读的原住民公费生，这是老总统为提高原住民教育水准，亲自指定由全台数所位于军营附近之公立中学试办的德政，而“省凤”校区离陆军第二军团在凤山“卫武营”之总部不足三公里，原住民孩子之免费食宿都在“卫武营”里，而且每天上下学时有交通车接送。
当年政府经费拮据，但是为了照应百余年来饱受汉人与日寇欺压的原住民，仍然拨专款改善他们的生活环境，希望原住民子女能像平地居民一样，受完整国民教育。您看，国府迁台之初，就已经积极照顾处于劣势之原住民，而当今的台湾执政当局，居然还有位出自高雄的女立法委员，公然蔑称原住民为“番仔”，那位老姐读到这儿能不汗颜吗？
此外，上段提到的“老总统为提高原住民教育水准，亲自指定‧‧”如何如何，你以为我在瞎扯或是编故事吗？非也。老总统作此决定应该是在民国四十三年某日，我的父亲谢肇齐将军是极少数在场者之一，他还记得当场是有秘书（或是会议纪录员）作纪录的，所以在已解密的“大溪档案”里，应该可以查证到此事。
至于我父亲是军人，为何会介入“提高原住民教育水准”这件与“军事”毫不相关的事项呢？不是在这儿吊你胃口，因为那又是非数千字写不完的一桩事，待我日后专写“老总统少为人知的事迹”的系列时，再慢慢“聊”吧！
所以，当我后来告诉父亲，“省凤”有一班全是原住民学生时，他莞尔一笑，直赞老总统是位“重承诺”的长者，心存“善念”，且说到做到，与现在政坛上那群玩弄“说一套做一套”手法的政客，岂止有天壤之别。
省立凤山中学的高仰山老师
考进“省凤”后，我被分发到初一“礼”班，导师是谁我毫无记忆，但是国文老师是一位讲话有些口音（近似客语）的老先生，他就是高仰山老师。
才上了几节国文课，高老师就“发现”我的作文“与众不同”，恰当地用了许多四字成语不说，每篇作文的长度也一定会超越他所规定的最低页数（好像是两页），而且从不拖延时间，按时缴卷，不像有些同学，两小时的作文课时间还不够用，上下一节课时，要得躲在课堂后面偷偷地继续“赶工”。
有一天下了国文课后，高老师叫我跟他去办公室，赞誉我的作文之余，特别问我这么多的四字成语是不是我父母亲教的。其实我父亲在我小学尚未毕业就已被调到台北工作，每个月只有一个长周末才回凤山一趟，根本无暇顾及我的学业，我母亲则只要我拿回家的成绩单够“漂亮”，也从未刻意教过我任何与课业有关的事。
简单地说罢，我的学校课业，自幼就不需要父母操心，所以我在高老师跟前，毫不犹豫地将我的作文方式，完全归功于读小学时的王老师。
在讲与高老师有关的趣事前，我得要穿插个与他看似无关的，我自幼就与“近视”的“奋斗”小故事。
“近视眼”与“金丝猿”的故事
话说从头，我父亲一生有着极佳之视力，当年在杭州附近创校的笕桥中央航校，派员到黄埔岛上招考航校第一期飞行员学生时，他是黄埔六期中十几位通过严格“航检”的学生之一，最终因他的六期挚友林丰柄等没能考上航校，所以选择与他们继续同留在黄埔岛上，但他终其一生保持了2.0的视力。我母亲则完全相反，天生就是个“大近视眼”，我“不幸”遗传了母系的基因，所以一生与眼镜为伴。
我父亲当年若是进了笕桥航校，极可能早已为国捐躯，我们这辈子是不会有“父子缘”的。航校第一期毕业的战斗机飞行员，几乎全数在空战中阵亡，偶有幸存的，多半是轰炸机与运输机飞行员，日后担任过空军总司令的徐焕昇将军就是笕桥航校一期毕业的轰炸机飞行员之一，他与我父亲在黄埔岛上不但是同期，且是同一个连队的。
读小学五、六年级时，因为升学考试竞争激烈，眷村里有些学生家长，对我们村中的陆军子弟小学没啥信心，纷纷将自家子女转学到凤山镇上的一般国民小学去了，以致每个年级只剩下二十几位学生而已，所以在排座位时，我这竹竿哥﹝瘦得像只竹竿﹞即使是全班第二高个儿，但座位还是在三、四排左右，离教室的黑板不远，虽然没有配眼镜，但把眼睛眯起来，还可以勉强地看清上面写的粉笔字。
我们班上的近视眼其实不少，但当年的说法是，许多近视眼是属于“假性”的，长大后视力会“自然地”回复正常，若是太早戴眼镜后说不定会“弄假成真”，所以只要能应付时就别配眼镜，可我的近视是母系遗传的“真性”近视，戴眼镜是迟早的事。
初一时，我们一班五十人好像被分成六行，我这高个子就被分到第八排﹝第九排只有两位，其中一位名叫贺楚强的，就坐在我后面﹞，距黑板如此之远，我这大近视眼可就惨啦。
我们班上人材济济，都是经过那门槛不低的升学考试进来的佼佼者，也许是某位日后成了“眼科医生”的同学教我的，用削尖的铅笔头在一张纸上凿个小洞，把近视眼睛透过小洞看黑板，即使视野不广，但绝对可以“应急”地看清黑板。那年头若是小小年纪就戴上眼镜，不但不“方便”，还会是周遭同学们取笑的对象，笑你是只“四眼田鸡”。
随着课业之加重，我的近视度数也愈来愈深，在高老师的国文课上，我那透过纸上的小洞看黑板的“怪异”举动，终于被他注意到，经过调度，每当上国文课时，我的座位就暂时与第一排正中间的一位矮个儿（我忘了姓名）对调。那矮个儿还高兴得很咧，他后来告诉我，坐第一排才倒霉呢，想要打个瞌睡都没办法。
坐到第一排，又是高老师的“宠生”，与他在课堂上的“互动”就难免多了些，高老师有个“坏”习惯，喜欢在教新的一篇课文前，随便“点”个学生站起来把那课文先念一遍，我与它距离如此近，常遭他点到，而且我的“国语”虽然不够标准（常带有“不卷舌”的“川音”），但比起沥沥喇喇的“台腔”多少要“标准”一些。哦，咱们班上至少有百分之七十是本省人，所以我也受“台腔”之影响，几十年后，与“大陆同胞”聊起天来，他们会说，“一听口音就知道你是台湾来的”。
打初一上学期开始，台湾的莘莘学子就开始接受“文言文”教育，不过这是1950年代的事啦，我没有看过现在的国文课本，希望它没有成为近二十年来的“教改”之受害者。我看过一本教改后的地理课本，那台湾地图之摆放方向，严重地违反了全世界的常规，将台湾“横躺”在太平洋上（北方应该是朝书本上方），让稍具地理常识的外国人翻阅这地理课本时，还直觉地以为台北市是位于台湾的东部呢。
言归正传，那时初一上学期的国文课本，包括简单的诗词在内，大约有三、四篇文言文，其中一篇是“金丝猿”的故事，其原作者已不可考，该文之所以会被选为文言文之入门教材，是因该文短而浅显，且强调母爱之伟大（人类与所有哺乳类动物皆然）。当然，此文也严谴了猎人之残酷，为取猿子而无情地以毒矢射杀母猿，后人读之，莫不嘘唏惋叹。
这篇古文，开宗明义地告诉读者，“武平产猿，猿毛若金丝，闪闪可观，猿子尤奇，性可驯，然不离母‧‧‧”。那“武平”就是我的家乡福建省武平县，它位于福建的西南角，与江西与广东之交界之处。那南北绵延达数百里的武夷山脉（是江西与福建两省的界山），就在武平县之西半部开始逐渐降低高度，这儿已非常接近亚热带，是十分适合猿猴成长与生活之环境。
也怪我自己太“招摇”，早早地就告诉同学武平县是我的家乡，以致闹了个我毕生难忘的笑话。
前面写过，高老师之口音近似客语，这“猿”字硬是被他给读成了“眼”，所以那“金丝猿”在他口中就变成了“近视眼”，然后被点中先朗读“金丝猿”课文的，居然就是我这坐在第一排的“近视眼”啦，直把全班同学当场笑得东倒西歪，害我面红耳赤得无地自容，也把高老师给愣在当场，还不知道“笑点”在那儿呢？
下课后，我径自去找高老师，告诉他“笑点”是“猿”被他读成了“眼”，当然把他也给笑得前仰后合，我趁势提出“建议”，请他下回别再“点”我起来读课文，得他莫可奈何地点头应允。但是已经太迟，我立即被几位捉狭的同学起了个绰号，就叫做“金丝眼”！
不料下节国文课又“闹笑话”啦，高老师果然“依约”没有“点”我读课文，但他却故示“民主”，朗声问全班“请那位同学站起来替我读读课文吧！？”那知全班大约有半数同学此起彼落，异口同声地回答，什么“金丝眼”啦、“近视猿”啦，在全班哄笑声中，又一次把我给“气”得差点儿晕倒。
记得后来常被高老师“点”起来读课文的，是位名叫范鸿兰的女生（初一时男女合班，直到初二才分开，因为要上截然不同的“生理卫生”课），她有位弟弟范鸿轩后来成为电影演员，因面貌酷似孙中山，所以曾担任过电影“国父传”的主角。
两位初一礼班同学
初一礼班同学中，有两位是值得一提的，因为时隔六十五年，我们都还没断联系。
首先我想提到的是薛香川兄，没错，正是那位曾担任过中华民国行政院秘书长的薛香川，我们在初中的三年都是同班同学，高中时则同在高雄中学就读（不同班）。
香川兄毕业于离高雄凤山镇不远的“鸟松国小”，他是我们班上少数几位在小学毕业时拿到“县长奖”的同学，那所谓“县长奖”，是一支日制地球牌的金笔，是当时高雄县长陈皆兴，统筹颁发给县内所有的第一名国小毕业生的奖品，笔杆上刻着“县长陈皆兴赠”的字样。
呃，您看倌们又开始轻摇脑袋，佩服我的“惊人记忆力”啦？不瞒您说，我现在已老迈不堪，常会匆匆走进一个房间，然后忘记几秒钟前要去那儿的目的。
实话实说吧，我之所以记得那支钢笔，以及县长陈皆兴的姓名，是因为我侥幸也得过那“县长奖”，不过当年咱们陆军子弟小学，全校总共只有28个毕业生而已，与别的“县长奖”得主相比，我就是那俗语所说“小时了了，大未必佳”的典范。
香川兄台大毕业后，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拿到博士学位（呃，那可是博士论文被装订成册，不必密藏30年，可以任人随时浏览，博士学位证书也不需日后“补发”的真博士），他于上世纪台湾经济起飞年代返台贡献所学，日后长期担任新竹科学园区主任，不足十年，就将之发展为世界级的科技重镇，是将中华民国提升为亚洲经济“四小龙”之首的重要功臣之一。
我俩在中学毕业后就各自奔天涯，没有连系，香川兄日后从政，曾官至行政院秘书长。大概是三、四年前，我在某篇文章里，提到香川兄之大名，被我一位住在台湾的表弟范瑞颖（台湾大哥大的创始人之一）读到，大乐之下转给香川兄看，原来他俩是时相往来的朋友，我们就这样意外地拾回了当年之“同窗情”。
另一位我要提的初一礼班同学是褚清华，清华兄是书香人家子弟，1949那天摇地动的一年，他在动乱中与父母及其他直系家人走散，随他的舅舅及外婆（清华兄用粤语称呼她老人家为“阿婆”）来到台湾，其他家中成员则去了越南西贡，他的尊翁是位著作等身的大儒──越南西堤的中文学校校长楮柏思先生。
他的舅舅起初是在县立鸟松中学教英文，所以他就近进入鸟松国小，与薛香川是小学同学，在校成绩也相当优异，是当届第三名毕业的。
清华兄的舅舅在他考进“省凤”后，正好也转到我们眷村里的诚正中学教书，他们祖孙俩加上舅舅的一家四口，就住在村尾的教师宿舍里，离我们家很近，加上我俩又是“省凤”的同班同学，所以两人立即成为莫逆之交。
清华兄的外婆只会讲粤语，当时已年过七旬，有一次她随同外孙清华到我们家来串门子，发现我母亲不但会讲一般生活上使用的广东话，还又待她非常亲切，所以来往几次以后，将我母亲当作知己，我母亲这才渐渐知晓她祖孙俩的乱世遭遇，有些事我不宜细说，总而言之，他们祖孙俩都曾被我母亲悉心照应过。
讲到“外婆”两字，不得不在此心情沉重地警告台湾的教育当局，不要在教科书中擅改“外公婆”为“祖父母”，那将如英文一般，从此混淆了父系与母系亲属之称呼，例如英文中之Uncle，必须加上注解，才知道是父系之叔、伯，或是母系之舅舅，这是连英文学者都引以为英文文词中，最严重的“缺陷”之一。
男女婚后，除非是男方入赘，通常是妻冠以夫姓，中外皆然。在中国社会，夫姓只是冠于本姓之前，本名还保留，而在美国，绝大部分女性的Maiden Name，就“自动”地在驾驶执照（美国的身份证）中消失了。中文里“外婆”之“外”字，只不过是在彰显人伦与辈份中，“本姓”与“外性”之分而已，那儿来的“歧视”？
如果仍有脑袋“控固力”者，依然坚决认为“外”是一种歧视的称呼，我这儿倒有个折衷的建议，何不仿效粤语或闽南语中的称呼，改为“阿嬷”与“阿公”，这么重要的人伦关系之区别方式，绝不能让那位不学无识之提案立法委员给搞砸了。
好罢，现在言归正传。我母亲是位非常有爱心的人，在清华兄与他的外婆有难时，及时伸以援手，让他感激了一辈子。他后来与原生家庭联络上，在香港会合后，全家直接移民美国加州，清华兄自Cal Poly大学毕业后，就在洛杉矶落户至今。我俩的交往则从未间断过，约一甲子前我初到美国的第一夜，就是在他家渡过的。
清华兄的长子日后在柏克莱加大电机工程系求学，每次清华夫妇俩驾车由洛杉矶到湾区探视儿子时，都不忘亲自到我母亲在松街的公寓那儿去嘘寒问暖，送上一份厚礼，人生能交到一位这么有情有义的朋友，让我十分暖心。我母亲心善、心慈，自己节俭度日，却倾力帮助过许多周遭有急难的人，这就是她老人家今世的“福报”之一。
省立高雄中学的司修武老师
或许是因为进入高中后，年岁稍长，思绪比较成熟，所以被老师“开导”时的领悟力也高一些。您看倌们读了我十多年来的一堆“浮生留记”，如果觉得我的文字还够通顺的话，得要归功于我在省立高雄中学读书时的国文老师──司修武先生。
司老师是我读高一、高二时的国文老师，同时也兼任我们高二的班导，个儿不高，年约四十几，说话带点儿北方口音，我对他的人生背景懵然无知，不过他之能够到高雄市首屈一指的雄中教书，显然是有“两把刷子”的，加上他出口成章，教课时“典故”一大堆，把成语的出处（源头）当作故事讲，对我而言，这比在物理课堂上，那“牛顿如何坐在苹果树下发现地心引力”的故事还更有趣些。所以我当年被周遭的社会之环境所“逼”，选择读理工而非文科，绝对是违背原本意向的。
司老师显然对我写的作文相当关注，作文簿常有被他用红笔仔细披阅的痕迹。高一下学期才开始没有多久，我的作文就被他公开赞扬，我的一些作文还被他撕下，贴在教室后面的墙上给同学们观摩（因为他是班导，可以如此地“为所欲为”）。
雄中实施“学生自治”，班上的“自治干部”是同学们票选的。班长选出之后，下面还有各股之股长（财务、康乐、风纪、文书等）要选，“财务”掌管班费，还有订何种“班报”之决定权，是“权力”最大的股长，会有人抢着干。其他康乐、风纪股长也会有人“欣然就任”，唯独“文书”股是个冷门股，没人要抢，不幸我的“文名”，让我连续两学期都被同学票选为“文书”股长。
当“文书”股长，是份吃力不讨好的差事，责任之一是在周一的第一节课下课时之十分钟休息时间内，收齐全班之周记簿交到班导办公室，有近半同学的周记是在第一节课上课时，才瞒着讲台上老师偷偷赶写的，如果干“文书”股长的我太认真，第一节刚下课时就催缴周记，是要招怨的。
还有件工作是“文书”股长在任内得要完成的，那就是负责制作每学期至少一次的“壁报”，担任文书股长的我，是理所当然的“主笔”，但是还有插图、美编与毛笔抄写等繁琐细节，绝不是我一个人可以承担的，得要同学们群策群力才行。
看到这儿你或许会想，担任文书股长这“芝麻官”，岂不是在自找苦吃，干嘛要揽麻烦上身？当然我也是有“贪图”的，就是学期结束时，所有的“官”无论大小，都会在操行表上记至少一个“小功”，“壁报”若是进了全校前三名，除奖金奖状之外，还加记一个“大功”。奖金嘛，那不是给我一个人的，得归入班费，主要是用来订班报的，这样大家每学期所分摊的班费就会少一些。
读到这儿你八成在偷笑，“大功”也好“小功”也好，不都是“假”的嘛，何必如此认真。看倌们您有所不知，我当时通学，每天清晨得早起，睡眼惺忪地由凤山搭公路局班车去高雄，偶尔会因班车拥挤而误点迟到，每迟到两次会记个“缺点”，三个“缺点”就是一个“小过”，所以未雨绸缪，先积几个“小功”以抵过。哦，我好“精明”，是吧？
在我担任文书股长那学期，得制作的是防空节（每年的11月21日）壁报，而且还是全高雄市各高中的比赛项目之一。读到这儿您看倌大概又“傻眼”啦？整整一甲子前的琐碎小事，那儿能记得那么清楚？不瞒您说，因为那张壁报不但得到全校第二名，替班上拿到几十元班费补助，还得到全高雄市壁报比赛的“优胜奖”，也就是前三名之外的“鼓励奖”。不过最重要的是，担任主笔的我，还曾闹过一个终生难忘的小“笑话”。这个“笑话”我近十年前就在那篇“额上坟起的钓鱼故事”中约略提过，只是没有细述而已，我那位住在北京的梅姨（我母亲之幼妹，清华大学的退休教授）曾告诉过我，她与姨爹看那篇文章时，肚皮都笑疼啦！，
好吧，就让我在这儿把那场笑话的细节从头到尾“讲”给您“听”。
“毛贼东”的故事
1950年代初，台湾的广播业只有调幅电台（AM）而已，调幅收音机也不太贵，一般中、下收入的家庭都买得起，所以普及率不低。调幅广播与现在十分普及的调频电台（FM）有极大区别，调幅广播的音质比调频差了一大截，而且电波易受气候干扰，尤其在阴雨天闪电打雷时，最为明显。
但是调幅广播有一项功能，是调频广播望尘莫及的，那就是电台音波之覆盖范围非常广，以德州达福区（Dallas – Ft. Worth Metro Area）为例，有一个WBAP的调幅电台以联邦核准的最大功率（五万瓦）广播，在四、五百英哩半径范围皆可收到相当清晰的讯号。
所以在1950年代，当中共以高功率调幅电台对台湾全岛作统战广播时，使用之功率应该不下两、三万瓦，加上台湾海峡不宽，所以即使国军使用相同之频率干扰，我家的收音机还是可以勉强收听到带有“杂音”的“匪方”广播。
中共电台宣传之内容，不外“驻台美军吃香蕉，台湾人吃香蕉皮”等，一些凭空捏造的幼稚谎言，我懒得多举例。但印象最深的是，几乎每小时都会播一遍，那肉麻得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的秧歌“东方红”，说什么“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贼东。”
现在我当然知道，那“毛贼东”就是毛泽东啦，不过自幼在眷村长大的我，日常使用的语言是接近四川话的“眷村川语”，在不卷舌的川语中，“泽”与“贼”在音域上是“相通”的，我当时还在想，这“毛贼东”的父母好蠢，居然给自己儿子取了这么个丑名字。
所以在筹划防空节壁报，我这主笔少不了得要把“毛贼东”拖出来批判一下。司老师是班导，又是我们的国文老师，自然得负责审稿，他看到“毛贼东”的字样时狂笑不止，将它改写为“毛匪泽东”，这才让我“长了知识”，原来毛家二老给他取名时，没我想像的那么蠢。
话又说回来，称那毛泽东为“毛贼东”还真便宜了他，“贼”只不过是偷偷摸摸干坏事的小人物（当然还有劫富济贫的义贼），那毛泽东可是个满手血腥的混世魔头，杀起人来还花样百出，以什么“阶级斗争”、“公审”、“引蛇出洞”、“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等名义，直接“消灭”异议者，在他各项“运动”中受害的中国人民逾亿，这“毛贼东”绝对是人类历史上最恶名昭彰的杀人狂。
第一次投稿的经过
感觉上，司老师对我有点儿“特别关照”，因为个儿高，我排座位时总是被放在最后一排（此时我已正式全天候戴上近视眼镜），通常每班最后一排的后面，还有至少十英尺的空间，上作文课时，司老师﹝不知是否故意﹞就常在教室后面的空间踱步。有一次我在专心写作文的时候，不经意地摆手伸了个懒腰，胳膊碰到了“一个脑袋”，那居然是司老师的脑袋，当时可把我吓了一大跳，原来他“闲极无聊”，居然躲在后面“偷”看我写作文，一付“先睹为快”的样子。
高二上学期某日上国文课时，司老师指定要我午休时间去他办公室“谈话”，通常在午休时遭导师约谈，都不会是什么太好的事情，不过我心中坦然，因为我自幼在各级学校都是“乖乖牌”，加上那单薄的体型也没有“作怪”之本钱，应该不是去受“特殊教诲”的。
进了司老师的办公室，一眼瞄去，他桌子上正摊着我的作文簿，我心想“糟了”，因为那篇的标题是“省运花絮”，这作文题目可是他自己出的，但我在文章里不经意地“调侃”了司老师，这会儿大概是来“领板子”的。
在这儿有必要先简单地解释一下，这“省运花絮”是啥事儿，我又是如何“调侃”司老师的，免得您看倌们搞得一头雾水。
读高二那年，高雄市主办当届的“台湾省省运会”，那年头一切从简，当然没有什么“巨蛋”体育馆，所以座落在市政府对面，爱河西岸的那个市立运动场，就成为运动员们的主战场。但市立运动场只能够容纳田径赛，其他如乒乓球赛等，就得分散到各级学校去比划，咱们雄中分到的是男女体操赛。
比赛的那几天，雄中操场上摆置了一批单双杠、跳马、双环、高低杠等体操比赛器材，男女体操选手纷纷登场竞技，比赛时校门并未对外开放，所以观众除记者外，全是雄中学生，呃，当然教职员也在内。
雄中是“男校”，这会儿来了一批几乎是穿着泳装，曲线玲珑有致的女选手，岂不是让我们这群情窦“半”开的“小公鸡”们，眼睛大吃冰淇淋。
雄中通常将“重头课”，如数理、国英文等，排在脑袋较清晰的上午，体育、音乐、作文、军训、理化实验等“副科”则排在下午。原则上，校方是不许学生耽误“重头课”的，所以上午的三个十分钟休息时间，我们这群“小公鸡”若是想去操场“观赛”，非得以跑百米的速度“冲去冲回”才行，不过心神定不下来，箭步去操场观赛的还是大有人在。嗯，记忆中我好像也干过。
体操比赛期间，有一节下午的两小时作文课，司老师进了教室，满面笑容地宣布，要“放”大家两小时的“假”，引得全班的“小公鸡”大声欢呼，急忙冲向操场。
可以想见的是，其他班级也有不少是被老师“放特别假”的，所以操场上挤满了观众，不消说，在女子体操比赛场地的“小公鸡”们，用“人山人海”差堪形容。
那年头操场四周没有阶梯式的观众席，所以“小公鸡”们是以围观方式看赛事的，即使前两、三排的观众席地而坐，那层层叠叠目不转睛的观众，还是把场地挤得个水泄不通。
突然眼前一亮，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我视野，那是踮着脚尖，站在众“小公鸡”观众圈外，伸长了脖子看女子体操赛的司老师！让我几乎当场笑翻。哦，原来世上君子皆“好逑”，包括平日一本正经，道貌岸然的国文老师在内。
所以当次周的作文标题是“省运花絮”时，我就不客气地“发挥”，把司老师“伸长了脖子看女生”的模样，扎实地形容了一番。
见到我那忐忑不安的模样，司老师忍不住笑了，高高举起作文簿“秀”给我看他给的评分，居然是“甲上”。
“这篇文章写得真好，我认为可以拿去投稿。”
“投‧‧‧投到那儿？”雄中当时没有校刊。
“当然是中央日报的副刊啦！”司老师毫不犹豫。
当时我们的“班报”是中央日报，中央副刊上正在连载卧龙生（本名牛鹤亭）的武侠小说“玉钗盟”，故事主角徐元平正是全班同学心目中的大英雄，所以司老师决定投稿到“中副”，我自然是欣然同意的。
据说那“徐元平”不仅是市井小民心中的大英雄，连老总统都每天都在读中副连载的“玉钗盟”，当作者卧龙生身体偶有不适而停笔数日时，老总统还会叮嘱随从人员去电“关心”一下呢。呃，这是我道听途说的，您别太认真。
大概是两周后，“中副”就全文（大约有两、三百字吧）一字未改地刊出，我还收到二、三十元稿费，全交给我母亲当“加菜金”啦。中央日报是全省性的报纸，虽然北、中、南各地都有一张地方版版面，但报纸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与副刊是相同的。我父亲当时虽远在台北任职，我将笔名（忘了是用啥名，因为是司老师取的）告诉他后，他也在第一时间看到，自然十分得意。
眼见弟子的短文上了报，司老师信心十足地“再接再厉”，几周后又把另一篇我的作文（不记得是何标题）投到中副，再蒙刊出，所以我在这儿得意地告诉你，我十七岁时就已成为“中副作家”啦！当年“中副作家”春节后的高雄联席茶会，我还接到中央日报的邀请函呢！不过十七岁的我太青涩腼腆，没敢应约赴会。
当年司老师苦口婆心地劝我转读“乙组”，也就是文、法与商科，我没有顺他意，坚持要读“甲组”的理工科，因为这是当年男生们的“时尚”，理工科学生毕业后找工作比文科确实要容易些。时至今日，这观念在台湾似乎依然存在。
回想起来，我确实辜负了司老师的期望，就在此深深致歉吧！
初到美国就“手痒”── 投稿
当年虽然没听司老师的劝转入文科领域，但还是靠着文科（中、英文）之高分，考进了成功大学电机工程系，就因为我没理工之天分，所以在台南“苦”读了四年，还差点没留级，“舞文弄墨”嘛，就心有余而力不足啦。好不容易勉强毕业后，匆匆在马祖服完一年兵役，就随着留学人潮，拎着那“大同电锅”负笈新大陆啦！
那时候，只要你提出申请，每一位留学生都可以拿到一份免费的中央日报海外版，那是一大张双开的圣经纸（质地非常轻薄）报纸，每日以“航空”邮寄，送到各地留学生的手中，略解异域游子之乡愁。现在回想起来，这是当年国府的“德政”之一，是海外留学生们的精神食粮，尤其不可思议的是，它也有副刊──就是刊登着连载武侠小说的副刊。
既然有副刊，自然就欢迎留学生们投稿，所以手痒之际，我一年之内曾投过两篇稿子，报导在我就读的密西西比州立大学里，华裔教授与留学生之互助互动，以及我们当时仅有的二十余位台、港留学生所举办的“中国之夜”的活动，居然两篇都被编辑采用，所得之稿费数百元台币，悉数请报社寄到台北家中，替我父亲凑足了买一只新表的钱，其过程我已在那篇“手表的故事”中交待过了。
在美国进入职场后，我几乎有半个世纪没有“爬格子”，长期担任电子工程师的工作压力不小，养育两个孩子在“时间”上而言，也算是一种“负担”，呃，当然是“责任”大于“负担”。至于“爬格子”嘛，那是每年附在圣诞卡里的，给亲朋好友写的几百字“年终报告”。
直到2012年3月母亲去世后那守丧的一周里，我才在悲恸中正式执笔，以万余字缅怀她老人家在“中华民族大时代”里的一生，那绵延百余年的乱世，被我统称之为“大时代”，也是那颠沛流离的一代，我们的长辈们都经历过的。
就这样，我不经意地开展了自己“浮生留记”之旅，开始将长留脑中的记忆，一点一滴地“榨”出来，转变成文字，还乐此不疲呢！
结语
其实像我一样，有良好基础中文底子的科学、工程人员多不胜数，很多人当初“弃文”的理由也相似，都是单纯地冀望在踏入社会后，比较容易混口饭吃。就是因为中文底子打得扎实，所以他们之中能文者，自然大有人在。
以我在建国中学的高中同班同学郝晶瑾为例，他在自己本行的土木工程上就已著有成就，出版之英文著作繁不及载，而他“闲时”的中文写作，仅就题材与内涵上，就已是我望尘莫及的。此外，前段所提到的那位前行政院秘书长薛香川（我俩是初中同班同学），“学而优则仕”不说，他也和我一样，曾是中央日报海外版的“中副作家”呢！
这得要感谢台湾当年崇儒的教育系统，给我们打下扎实的中文基础，学子们被鼓励去博览群书，充实自己。在我成长之年代，对岸经历的则是那翻天覆地之“毛三十年”，“孔家店”被连根拔起，全中国的亿万学子，原则上只剩下那本内容荒谬的小红书“毛语录”可读，直接造成了中国大陆教育系统之断层，再加上那毛式的焚书坑儒（我可是在这儿实话实说），我的至亲中凡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在神州变色之后，几全遭定位为黑五类，被迫害致死的超过三分之二，侥幸存活的几位，也直到那毛“贼”东毙命数年后，才得以“平反”。“平反”又如何？受活罪已超过三十年之久）。在华夏历史上，这无恶不作，短暂三十年之“毛朝”，应该是会与王莽的“新朝”一般，被正直的日后史学家们定位为“伪朝”，遗臭万年的！
在台湾成长时，在各级学校里，曾经教过我的老师可能逾百，或许因为对“文”的喜好，加上这四位国文老师给我的启蒙教育非常好，几十年来，与他们之间互动之经过亦常萦绕于怀，敬以此文表达我对他们的深深感念。
附带一记我自己的感受，告老之年，若是心中多存“感念”之心，日子会过得“平和”一些，那夕阳美景也会让你看得更“暖心”一些，您不妨试试体验一下。
【谢行昌，2023年元月，完稿于美国德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