姨家庄上有个叫三女的人，离姨家只隔两户人家，她爹娘没有儿子，就让她招了个倒插门的女婿留在了家中。在她十来岁时，家里养了两头羊，后来爹娘把羊交给了羊倌入大羊群去河滩代牧。小女孩思念小羊，在一个中午跑去河滩看羊。忽然一阵旋风袭来，小女孩便随旋风快速地向北跑去，快得像是脚不沾地的在飞一般，其速度快得令人匪夷所思，眨眼间就失去了踪影。在河滩上干活的许多村民都亲眼目睹了这一切。有“明眼人”（开了天目的人）说她是被两个小鬼架跑了。姨也说旋风的中心都有邪灵。家人沿河边往北去找，几天后在邻县一百里开外的一个村庄找到了小女孩。

原来那天晚上，一个老者吃完饭出来遛弯，看到村里壕坑边的大树下有一个陌生的小女孩在抱着树哭。上前打问，说是某某村的——老人从没听说过的村名。又问了小女孩爹娘的姓名，还是不认识。此时天色已晚，善良的老人看小孩无家可归，担心她的安危，就将她领回了家，让家里年龄相仿的小孙女陪她同住同玩。第二天又托人打听、寻找小女孩的亲人。后来终于与寻找女孩的家人会合，女孩平安回家了。现在当年的小女孩还健在，不过已是七十来岁的老人了。姨说，像这种鬼架人的事情，那时在乡下并不少见。

姨还说过这么一件事，是她小时候她的姥爷——我太姥爷亲自给她讲的、发生在太姥爷身上的事儿。太姥爷家是个大户人家，在他年轻时，有好友家里有喜事，他带着礼物——一双玉镯子去随礼。主人热情的好吃好喝的盛情款待。喝完酒已是半夜三更。他醉醺醺地往家走，忽然被两个半人高的看不清模样的黑撅子挡住了去路。那两个黑撅子一边一个，架起他的胳膊就往村外跑，快得像飞，脚不沾地。他吓得立刻酒醒了，知道遇上鬼了，想挣脱却毫无能力。两个小鬼架着他穿过宽宽的滹沱河，它们却说是过“垄沟”，来到田地里一个水井旁，那时田野里的水井都是露天圆形的，直径差不多两三米，上面架着水车浇地用。鬼说：“把他扔到这个瓦罐里吧”，它们把水井称作“瓦罐”。这时俩鬼争执起来：这个鬼想要太姥爷当这个的替死鬼，那个鬼想让太姥爷当那个的替死鬼，两鬼互不相让，争执不下，不得已，又架起太姥爷往太行山上跑去。山上到处是灌木丛和荆棘窠，太姥爷的衣服被挂得一条一条的，比叫花子（乞丐）还叫花子，身上也满是被荆棘划破的血印子。接着它们又架着他往回跑。临近村子时，太姥爷看见前方出现了一个顶天立地的神仙——是管理庄稼的“青苗神”。姨说，这苍宇间万事万物都有神灵在掌管。青苗神看见它们，只是从鼻孔里哼了一声，俩小鬼吓得扔下太姥爷撒丫子就跑了。是青苗神救了太姥爷一命。

姥爷家也曾是村里的大户人家，日军侵华与国民党统治时期都做过村保长，但家产在日军侵华时被抢去了不少，余下的又被过路的奉军（或是晋军？）掠夺。仅剩的粮田与油坊又被共产党搞四清时全部瓜分。只留给他们几亩薄田和二间牲口棚供其生存，姥爷为逃避共产党的迫害远走他乡。

在这种极其艰难困苦中，姥姥和姨省吃俭用供母亲读书。母亲后来在县银行做了职员。母亲很善良但又非常单纯、幼稚，被邪党谎言迷惑得正邪不辨、善恶不分。处处表现得非常“积极、上进”，并早早地与家庭划清了界限，年纪轻轻就加入了邪党组织。对邪党的无神论更是深信不疑，就是爹娘在文革的残酷迫害中贫病交加的早亡，她也没对邪党生出半点怨心。笃信无神论的她，在姥姥、姥爷死后，从没上过坟，更没烧过纸钱。致使她每次做梦，都梦见姥姥都追着她打骂。即使她这样对共产党忠心耿耿、死心踏地的忠顺与热爱，共产邪党还是把她当作异己，在1957年的反右中把她打入农村，做了一名小学教师。

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全国各地的农民工都被派去唐山重建新城，我们村里也派了民工。第二年工程完结返乡时，在正定县火车站，有两位本村的民工在过铁路时，被呼啸而来的火车给轧死了，其中一位是母亲曾教过的学生名叫记红。那年他刚二十出头，正是风华正茂的年龄。

说起记红，他与我有很大的缘分，曾有恩于我。他年长我六岁，是个很英俊、帅气的小伙子。我小时候身体很差，体弱多病。乡下教育条件很差，北方的冬天又很冷，虽然自己家庭条件还可以，天刚一入冷家里就升起了煤火，可在学校教室里只有最冷的时候才有一个小煤火炉取暖，在偌大的教室里根本不管用。特别是一到课间活动时，教室门大开着，男孩子们跑来跑去的，仅积攒的一点热气也很快散失殆尽。姨知我体弱，年年早早地给我做好厚厚的棉衣穿上，可在课间活动时，稍一运动就会出很多的汗，回到教室，汗冷却下来，身体会更冷。所以年年冬天，我的两手两脚都生冻疮，无论怎么保护也不行。冻疮膏抹上也不管用，最后竟成顽疾。一到冬天，手脚冻得红肿得像馍馍，暖过来时又痒得钻心。每到春暖花开时，冻疮开始溃烂，那溃烂面很是吓人。

记红是母亲的学生，母亲对她的学生们都很好，所以她的学生们常常来家里玩，就是毕业了也是常来看母亲，记红是其中之一。那时他也就是十四、五岁的样子。那天他看见我溃烂的冻疮，就对母亲说，他有个偏方可以治好我的冻疮。母亲自然很高兴，答应让他给我治。他真的用偏方给我治好了冻疮，并且从此以后再也没有犯过，但代价却是一只麻雀的性命。那时候，在乡下，男孩子们捞鱼、摸虾、捉蜻蜓、粘知了、逮野兔、捕麻雀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别说男孩子，就是女孩子们，捉蜻蜓、挖知了猴、逮蚂蚱那也是常有的事。但谁也没有告诉过我们这也是杀生。他是因为我，而伤害了一只麻雀的性命，并且手法很残忍。我不知道他的死与那只麻雀有没有关系，我心里一直很愧疚，是因为我的缘故，才让他造了很大的罪业，我亏欠于他。

在他死的那天上午，有好几个村民都在村北口磨面房旁的大道上见到了他。人们都热情地与他打招呼：记红什么时候回来的？他默不作声。当时人们还觉得奇怪。下午村里就传来了消息：他俩在过铁路时被火车轧死了。而人们上午看到的则是他的魂魄。是他的魂魄提前回来了。村民把这种现象叫作“出殃”。这件事对无神论的母亲震动很大。

我们西邻的女主人与母亲非常要好，她母亲没有儿子，便一直跟着她住。老太太一生行善，不知是在哪个道门修行。那年老太太过世了，街上村民议论纷纷，说她的白蒙单（盖尸布）上出现了莲花，都说这是老太太“行好”（人们通常把修行称为“行好”）的善果。那时我还很小，大约十来岁的样子吧，心里很是纳闷：蒙单上又不是水田，怎么会开出莲花呢？百思不得其解。我素日胆小，很怕看死人，但这次实在是好奇心放不下，以为蒙单上真的开出了莲花，便壮着胆扒头去看：原来不是我想像的蒙单上有实体的莲花出现，而是在盖遗体的白布上隐隐约约的出现了有规律的折痕，其形状真的就像是一朵莲花的图案。

小时候跟着姨住，每到夏天的夜晚，全家都会爬上房顶铺上凉席乘凉。那时没有环境污染，夜空非常的清透，天碧蓝碧蓝的，满天的繁星。多得让人眼花缭乱，数不胜数。姨教我认识星星：哪是牛郎织女星、哪是银河，参娄及北斗七星等等。有时也会看到夜空中有流星拖着长长的尾巴划过。每当此时，姨就会说，“天上一颗星，地上一个丁。不知道地上又有哪个大人物死了。”我不解，她解释说，天上的每一个星星都对应着地上的每一个人。我便追问她哪一个星星是我，她便说，肯定是那个最不起眼的小星星了。

姨和母亲都是属于性情非常刚烈之人，只是姨外表文静含蓄，母亲活泼外向。姐妹俩都成家比较晚。姨心灵手巧，非常聪慧，描龙绣凤，做得一手好女红，并且画图非常棒。看到什么图案，她都能画下来。因她曾在她奶奶的寿棺上画了一朵大牡丹花和龙凤呈祥的图案而在村里非常的出名。在她二十多岁那年，曾发生过这么一件事，轰动了全村。

姨有一天突然昏倒在地，人事不知。请来了郎中也束手无策。于是姥姥急忙去求香婆。香婆在神像前燃了香，虔诚地祷告后告诉姥姥：“你家闺女是王母娘娘身边的织女转世，现在王母娘娘要召她回去了。”姥姥差点晕过去：两个闺女是姥姥的命根子，特别是姨，她是家里的顶梁柱。搭上自己的老命也得救活闺女啊。于是她急忙跪下求香婆救救闺女。香婆被姥姥感动了，凝想了一会儿告诉她：站在房顶上去给闺女叫魂吧，闺女不醒就一直叫。

姥姥就这样在房顶上不停地喊着姨的名字，呼唤她快回来。渐渐地姨醒了——却神智不清。她像疯了一般，张牙舞爪，大打大闹，嘴里还不停地嚷着：“放我回去！快放我回去！你们听不见我娘在喊我吗！”平时看上去很文静的人，此时竟力气大得吓人，四五个男人也治不住她。姨在下面折腾了三天三夜，姥姥在房顶上也喊了三天三夜。

姨终于清醒了，她像大病初愈，耗尽了所有的力气、虚脱了一般，瘫在床上睡了三天三夜。醒后她说：她梦见被关在一个宫殿里，门口有武将把守。她听见姥姥在喊她，就想回去，可把门的武将怎么也不让她出来，她急了，就和他们打了起来。她连打了四道关卡才闯了出来。

类似以上的故事，在儿时姨给我讲了许多许多，但随着年龄的长大，课本上无神论、进化论的洗脑灌输也渐渐地污染着我，心不再那么纯洁无瑕了。我也渐渐地开始随波逐流，把它们当成故事在听了。

上高中那年，我与同学们结伴去正定大佛寺游玩，见到庄严神圣的大雄宝殿与慈悲威严的千手观音，我还是情不自禁地生出了无限的敬仰之心。走出大雄宝殿，有同学说出对佛不敬的话，我不想叫人说我迷信，也就随口附和了一声。出来后，我突然发现身上带的母亲叫我买衣服的十几元钱不见了。要知道那时父亲的月工资才四十几元。我一下子懵了，立刻意识到是我对佛不敬遭报应了。

几十年过去了，人们的道德水准在逐日下滑，信神的底线也越来越低。当无神论、进化论完全充斥了人们的大脑的时候，神离人也就越来越远。逐渐的这些神灵异事也就越来越少，最后完全消失，彻底的消声匿迹了。（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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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林芳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