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呻吟》的目的是希望引起最高层的重视、思考,然后采取有效行动解决该材料所提到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更希望能从根源上预防、避免此类现象的发生。
16年前,一位从前的学生说:“韦老师,林场占他们土地,惨得很!你帮帮他们吧!”于是我涉入本材料中提到的贵州册亨“584”造林工程。
广西雅长林场是在2003年腊月,雅长村民找到我。
97年8月,安全部门对学校领导说:“这一段时间你叫他不要出门”(天生桥8•13事件),我才开始对广西、贵州交界处的红水河一、二级天生桥水电站有些印象;8年后即2005年9•01事件,一位同事说:“你去找×××吧”。
2004年在了解雅长林场时,江边乐业县、册亨县一些百姓说:“几年后,龙滩水电站淹没,我们肯定还会去找你”。他们早预料到有那么一天。
在中国,任何一项工程,有哪一项不存在挪用、套骗?有哪一项不存在损害百姓利益、克扣百姓补偿款??只是我和村民们都没有想到的是问题会那么令人不寒而栗。
在红水河十大梯级水电站中,仅举龙滩水电站为例,据广西壮族自治区移民开发局桂移发[2006]7号文件,天峨县农村移民补偿人均9.7万元;2007年12月《河池日报》,龙滩库区农村移民补偿在8—-10万元。可无论是天峨,还是其他几个县,农村移民所得到的补偿只在4—-4.5万元,整个龙滩库区农村移民少得到的淹没补偿款就达40亿元,即使打五折,20亿元也是天文数字。怎能不令人胆战心惊呢??怎能不令红水河沿岸百姓呻吟呢??
农民们说出他们的冤屈,抖落出他们受到的不公对待,我把这些记录下来,无论是“说出”还是“记录”,都是人自然拥有的天赋权利。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早已不是几十年前文革那样喊一句“打倒×××!”就会坐牢,烧香祭祖时不小心把毛主席像烧掉就会被枪毙的时代吧。尽管那些权利是自然赋予,不过,广西、贵州某些地方公安机关、安全机关对我的出现太敏感。
97年从世界的另一极得以解脱,十多年来,每隔一段时间,我就会被有意无意地告知公安机关、安全机关仍在“关注”。曾有一段时间,我和几位老师到某县准备筹办一所小规模的私立初中,教育局表示“欢迎”,临近开学,县府压力,教育局下文“勒令停办”,从此,背了一大笔债。2006年春,广西公安厅托贵州黔西南州兴义市公安局向我正式提出“训诫”:“不准你踏入广西一步!不准你干涉移民的事情!”召开十七大,我每天早上8点要准时到附近派出所“签到”,换一次租住房屋,我又要去另外的派出所按黑手印,写简历……
2008年7月到某县一所私立学校任教,一个学期后,教育局局长召见校长:“你们得找个理由把他解聘算了”,校长顶住压力;又过了一段时间即2009年8月,县委副书记李××又召见校领导:“限你们在一个星期之内解聘他!”李书记向校领导道出原因:“你们学校要配合政府,要支持政府,我们县的烂泥沟金矿(中国一个特大型金矿,该县也自称“金都”。),龙滩水电站,董箐电站,以及县城扩建涉及的农民拆迁、补偿问题等等,那些农民闹得很凶,万一他到那些地方去鼓动,农民不是要造反了吗”?
李书记过高估计我的能耐了,他不提我还没想到呢。那几件事我不了解,可要不是县府克扣水库移民、拆迁移民补偿款,要不是政府随意侵占农民土地,他们为何“经县委常委会讨论”,要求私立学校配合他们把我赶走呢?
校长考虑我和女儿生计问题,考虑到我女儿入学问题,他不忍心赶我走。校长说:“我们每一年录取重点大学的人数比七、八倍于我们的公办学校还多,我又不要政府一分钱,随他们怎么整,我只是担心他们对你下黑手”。只要天黑以后我不出校门,我也不怕下黑手,只是县委县政府要收拾一个私立学校,他们有很多法子。
我不想拖累别人,也不想给好心人带去麻烦,不得不思考未来的出路。无论到哪地方,盖巴掌印、写简历是免不了,人大开会再去“签到”也忘不了,我不会计较,只要不剥夺我谋生的权利就行。
由于泥菩萨过河,种种种种原因,使我对本材料所列举的某些资料不能再进一步核实,不能保证千分之千准确。《呻吟》的材料,大多数是可以直接作为法庭证据,余下的至少可以作为调查线索。如果有人要从鸡蛋里挑骨头,“人家才被罚款2000元,你为何写成2001元?人家是5月1日上午释放,你为何写成5月1日下午?他家没得到补偿的只有2.5亩,你为何写成2.50亩?你这是捏造事实,已触犯××条××款,属诬告诽谤罪”,我认了!不过我相信会有一些具慧眼慧根的高人:“你那里面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重视”,那就谢天谢地喽!要是重视以后又能得到解决,在已建的九大电站中,20多万移民能得到被克扣的补偿款数十亿元,红水河流域沿岸百姓一定振臂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
几年来,在了解红水河及其流域的那些将要叙述的材料中,有不少村民提供很大帮助,因为有些是涉及他们自身或他们集体的利益,在此就不一一谢过。而如下的三位的情况有所不同。
2006年新年,我与贵州望谟蔗香罗洪海村长相识,他谈到移民问题时有条有理、有根有据,相关的一些政策也是从他那儿获知。我知道蔗香村村民对他有诸多不满,关于蔗香乡、蔗香村的大部分材料也并非从他那儿得到,但他给我提供了不少帮助。为了与龙滩移民方便联系,他拿了一部手机给我,还有200元话费,只是100元的电话卡才打了三、四次就“欠费停机”,两次以后我干脆把那芝麻般的小卡片扔进垃圾堆。老罗对红水河下游的移民较为熟悉,2007年、2008年,我两次沿江而下,都是他和我一起,他既耗时间又花钱,这些了解也许对移民们有些作用,可与他不一定有直接的利益关系。
望谟平洞原村干黄庭昌是一个仗义之人,暑假时,我说:“我想下去了解,可能要花半年时间才能把材料整理出来,要是下学期找不到工作,你们先借点钱给我,以后再打算”。老黄问:“一、两万够不够?”我说:“不用借那么多”。后来我找到了学校,暑假没有上班,我和老黄借了2000元。
广西乐业县雅长村民覃玉恒约30上下,他不是龙滩库区移民,因乐业结晶硅厂土地补偿问题,他自掏腰包来找我好几次,当我谈到我的难处时,他说:“我想法在几天之内找5000给你”,后来我从他那儿借了1000元。
3000元外加小覃、老罗兜里的“私房钱”足够我们几个人租船到龙滩库区游一个多星期了。
一、两千元只是普通公务员半个多月薪酬,也许只是某些人一、两餐饭的花销,不过那时对于我是雪中送炭。我感谢他们几位,希望他们都过得比我好,也希望天下人都过得比我好。
2009年夏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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