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巧也真巧。就在这场大雪刚刚融化，雪水还没有干，正在滴滴嗒嗒地从屋檐往下滴的时候，大学统战部来了一个干部，通知他们每人写一份思想总结，说是要给他们做鉴定。
“这回总该给我们摘帽了吧？”王博生一面扑在通铺上写总结，一面兴高采烈地欢呼道。
“也该差不多了。多少年了啊！”杨光益对着自己刚写好的总结沉思地说。
他可不敢这么乐观，因为刚下过一场雪。可是不久却出现了一个不寻常的、几乎是令人不敢相信的鉴定会。各个系都派了一名政工干部，另外还有学生科、人事处和党委统战部的代表前来参加他们的鉴定会。惟独喜欢在右派中间捞点油水来光耀门面的保卫处倒是没有派人来。会议的形式似乎颇为隆重。气氛也是与人为善的，不像过去鉴定会那样杀气腾腾，只许说自己坏，不许说自己好。鉴定到最后，又把总结发还给各人，要求每人根据会上的精神和意见重写一遍。——那就是说，好的一面，关于自己在劳动中的收获和体会，各人在总结里还可以多加几条。这样的鉴定会是从来没有过的。以往总是只怕你把错误、缺点写得太少，要求你上纲再上纲。大家心照不宣，全都敏感地注意到了这个明显的区别，连他也不例外地觉察出来了。然而，改写好了的总结刚刚交上去，第二天又下了一场鹅毛大雪，把地面盖上了一尺半厚。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他闷闷不乐地望着雪，不解地问自己道。他把前后两场大雪和此次鉴定会上出现的不平常的气氛联系起来考虑了许久，最后得出结论：“也许还要留下几个来。也许全摘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反正我是绝对摘不了的：你看这前后两场雪，不是再明白不过地向我暗示了吗！”
“摘是肯定要摘的。”他阴郁地说，参加了全屋的议论。“问题是数目字。”
“还要什么数目字？！统统地摘，没问题。”杨光益斩钉截铁地说，好像摘帽子的大权就握在他的手里似的。
“把我们这些右派的帽子统统摘了，岂不是阶级敌人没有了？以后还搞不搞阶级斗争？”
忽然有人提出了一个问题，似乎故意给大家泼一盆冷水。王博生立即睁圆了两只眼睛反驳：
“农村还有不少地主和富农，他们死了还有他们的子女啊！”
“这个问题不应该由我们操心，毛主席当然会有办法。”“哲学家”杨玄也加入了议论，用他冷峻的分析来安慰众人。“凡事有始必有终。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嘛。——这就是毛主席本人说的。”
杨玄的话好像是一颗定心丸，马上又有人附和道：
“对，现在该是对我们松一松了。我们戴帽的时间可不短呀！每搞一次政治运动，都要倒下一大批人。我们都是过来人了，谁没有亲身体会？只要毛主席拿起他那支红铅笔在纸上圈一个数目字，阶级敌人要多少有多少，还怕绝种？！”
“一切都是发展变化的，今天的敌人也可能在明天就会转化成朋友。”以精通马列主义自居的李仁尚也不甘寂寞，开始高谈阔论。“毛主席最懂得辩证法，听说对《资治通鉴》也是百读不厌。他老人家常常叮嘱下属：‘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我们这批五七年的右派早已完成了历史使命，再留着也失去了现实的政治意义。这次鉴定会很不寻常，我看上面对右派一定有了新的精神，我们大家不必太悲观了。不过有一点倒是应该提醒的：今后阶级斗争肯定还要继续斗下去。马列主义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毛主席一再强调：‘树欲静而风不止。’谁要是怀疑阶级斗争，谁就是叛徒，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的徒子徒孙。毛主席和赫鲁雪夫的分歧实质上就在这里，也就是要不要放弃阶级斗争，扔掉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刀把子。”
大家东议西论，几乎人人都开动了脑子，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想像力和对政治的理解。怀疑论失去了市场，连宋祖康的心也为之所动，而其中最兴奋的，还要数王博生。
“我这些破衣服该扔了。”王博生躺在通铺上快活地叫道。“不，也许还可以当作破烂卖它块把钱。宋祖康！摘了帽子我就请你到狗不理去吃包子，让你饱饱地大吃一顿，解解馋。”
温暖的春风吹进了终年不见阳光的死屋，空气一下子变得活跃起来。大家都敢于幻想了，对于未来的种种设想开始在这些被遗弃者的头脑里盘旋。杨光益原来是物理系助教，摘帽后当个电工总可以吧？他没有更高的奢望了。王博生是数学系高才生，将来到中学里教教初等代数、几何不成问题吧？要不，当个小学算术教员也不坏啊！只要能吃饱穿暖，再有个老婆，他就心满意足了。李仁尚学的是政治经济学，《资本论》他看过好几遍，到商店里当一名售货员不至于胜任不了吧？他现在只希望好歹有个工作，寄点钱给年老无靠的母亲度晚年。向来对生活抱着怀疑态度的“哲学家”杨玄，这时也认真地考虑起自己的未来：他是外文系的研究生，不过现在却梦想摘掉了帽子到农村或边疆去开荒种地，凭锄头和自己的力气吃饭，做一个陶渊明式的隐士。
大地回春，气候渐渐转暖。生活变得似乎有意义了。王博生现在每天翻日历，盼望暑假快快到来：他认为那时毕业生分配工作，他们的问题也会附带跟着解决。命运似乎又回转头来向他们微露笑脸，希望——她忠实的姐妹，也紧跟而上。在这样温暖活泼的氛围里生活，他不能不被感染，开始怀疑自己的“恐雪症”是没有科学根据的、近乎迷信的宿命论观点。
“莫非风向又变了，夹在鉴定会前后的这两场大雪是我命途转佳的一个前兆？”他半信半疑地向自己解释道。他终于说服了自己，也和大家一样加入了等待的行列。白天过去是黑夜，黑夜完了又是白天。一天又一天地过去了。他怀着希望耐心等待着。等呀等的，终于等来了一个《三家村》，等来了一场震惊全人类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后一个清淡的甜梦被残酷地粉碎了。从此，最后一点可怜的希望也被彻底埋葬了……
他忽然咳嗽了起来。风变小了。头很沉。他掏出怀表。五点二十分。快天亮了。他摸摸有些疼痛的胸脯，从砖上艰难地站起来，先舒舒脚，慢慢地走到外圈，想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这时外面正开始飘雪花。又下雪了！他的心剧烈地痉挛了一下，随后似乎停止了跳动。他浑身冰凉地木立着，呆呆地望着一朵朵的雪花从空中缓缓地往下飘落。他突然摊开两只手去接。雪花飘落在他的手里，立刻就融化了。胸脯窒闷得难受极了。他想舒口气，却不料发出了一阵歇斯底里的狂笑。他想止住笑，可是笑声愈来愈猛，凄厉的声音在半空回荡。他狂笑了好几分钟，然后颓唐地回到了苫子里面的内圈，在砖上坐下来。他呆呆地坐着，脑子里什么思想也没有。雪花飘进来，落在地上，很快就化成了水。母猪正在呼噜呼噜地酣睡，还时时咕咕地放屁。他的嗅觉迟钝了，感觉不到臭。脚冻得厉害。他动动脚，思想也跟着活动起来了。
三月二十五日，不，今天已经是三月二十六日了！不可能吧？眼看清明就要到了，怎么到这个时候还下雪？他心里倏地闪过一线希望：这是梦！啊，也许这十多年来的遭遇，只不过是一场虚幻的梦？他根本没有到北方来上大学，母亲也没有死。他还在家里，睡在自己那张用竹片制成的床上。只要他一觉醒来，母亲就站在他的面前，催他赶快起来洗脸、吃早饭。这个想法鼓舞着他。他记起了童年时代的经验。于是，他把左手的食指伸到嘴里，狠狠地咬了一口。
不，不是梦！——手指痛啊！他把食指举到眼睛前面仔细一看：正好咬在昨晚咬破过的伤口上，血在向外流。他又走到外圈去看。天空是铅灰色的濛濛一团，远处看不到天和地的分界。雪花正在一朵接着一朵地飘落。地面上有些地方已经有了薄薄的一层积雪，很像初冬早晨见到的霜。大学的扩音器里传出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革命的同志们！首先，敬祝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毛主席最最亲密的战友，我们的副统帅——林彪同志，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他机械地打开怀表：六点钟刚过。紧挨着他所在的猪圈的东邻，住着一头重达四百公斤的高加索种公猪。大公猪醒了，这时举起两条前肢攀住墙，直立着，像一头凶猛的巨兽，探过头来窥视自己西边的邻居，然后接连嚎叫了几声。沉睡的猪们，都被这生命的、原始的粗犷嚎叫唤醒了，也跟着纷纷响应，拼命地叫起来。它们大概是想呼唤饲养员来喂食。猪圈一个挨着一个，一排总共有十八个。叫声在这十八个圈里此起彼落。
天空灰沉沉的。雪花一朵又一朵地从天空中缓缓地飘落到地面上。在稀稀落落的雪花中，他忽然看见了两只眼睛，那两只眼睛是他在一千双、一万双眼睛中立刻就能辨认出来的，它们此刻变得像雾一样朦胧，就同当年他站在卡车里所见到的一模一样。他闭上了自己的眼睛，不敢再看了。太阳穴上好像有一个小榔头在不停地敲打。可是他的耳边荡漾着一个少女甜蜜的声音：
“傻小鬼！雪怎么寄呀？到不了广东就化成水了。”
这是初恋的声音。这声音对他的心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啊！他摇晃着身子，突然打开了圈门，用手捂住耳朵，失魂落魄地向前乱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要跑到哪儿去。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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