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中关押的“牛鬼蛇神”，和监狱里的犯人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我虽然当过“牛鬼蛇神”的组长，但前面已经提到过，我这个组长不同于监狱里的“监盖子”。因为有过生物站“乌龟房”那段缘分，1986年我在校园里邂逅L先生时，他心里不但没有任何芥蒂，反而非常高兴，彼此说话都是敞开心扉毫无顾忌。L先生对我来进修大不以为然，他说：“你进修有什么用？你是嫌书念得少，将来想当教授？你睁开眼睛看一看，现在教授还不如摆地摊的！你还不如趁着现在年轻走得动，下海经商多挣点钱将来可以养老用。”
L先生对我说的是他心里的大实话。自从胡耀邦出任总书记以来，一再强调要尊重知识和知识份子，知识份子在某些人的心目中从过去的“臭老九”似乎一下子被捧上了天。但知识份子的生活待遇并没有实质上的改变。社会上开始流传着一句话：“知识份子光着屁股坐花轿。”还有进一步的注解：“研究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说得文明点，叫“脑体倒挂”。
L先生被调到了南开大学“分子生物研究所”工作。我在阜新时，曾经从中央电视台中不止一次见到有关这个研究所的报导，并且知道它是和加拿大联手创办的。我对这个从名词上看颇为先进的研究所感到兴趣，就问L先生这个研究所在研究些什么课题。谁料他一下子就扫了我的兴：“还能研究出什么！大家整天研究的是上下左右的关系。现在加拿大也不再来人了。”
L先生在美国拿到硕士学位以后就参加了科研工作，回国时缺了一张博士文凭，因此被定为讲师，但拿的工资是讲师副教授交叉级工资，也就是讲师最高一级、副教授最低一级的工资，每月一百数十元。
一直到文革爆发，从来没有再给他评定过职称。不过因为是单身一人，每月有一百多元的工资生活还是挺不错的，所以日常用品都是上等货。现在他是教授了，但工资并没有上调多少，还是每月一百多元。但现在他已结了婚（爱人可能是护士，工资不高），夫妇两人育有一个小孩，这个小孩开销可不少，因此，L先生的经济状况远远不如文革以前。
在毛泽东去世以后，随着“四人帮”的垮台，大陆中国知识份子的政治待遇和社会地位明显有了改善，但在经济上还是离不开那个字：穷！我随便举一个我所知晓的例子。大连某大学有一位俄语副教授患癌症死了，他在弥留之际表达了自己的最后一个愿望；希望在告别人世之前吃一个鸡。因为家里实在太穷，上有老，下有小，他的妻子只好买了一个剔除了鸡肉的鸡骨架炖汤抚慰他。濒死的副教授没有吃到鸡肉，但鸡骨汤的香味倒是闻到了的，还喝了几口。
几乎就在天津八里台新华书店抓到了偷书者的同时，从北京也传来了消息：那里的新华书店也抓到了偷书者，竟然是中国第一块牌子的北京大学的教师。
中国传统社会对读书人向来是尊敬的，因此有“君子窃书不算偷”之戏言。看来，八里台新华书店也是遵循这个“古训”的，没有把偷书者扭送派出所，而是在查明身份以后，悄悄地通知了大学保卫处。是保卫处泄漏了“机密”，一时间在部分人中间传得沸沸扬扬。南开大学很快就采取了措施。以外文系为例，凡是本系教师购买和其教学有关的参考书，凭购书发票就可以报销。其他各系也大同小异。北京大学是怎么处理的我就不知道了。这以后，我再也没有听到过大学教师偷书的传闻了。
我主要是进修人类遗传学和细胞生物学，但我的身份是英语讲师，有点名不副实。但不管什么学科，大小终算是个讲师吧，我这个讲师每月工资不到七十元。文革以前，讲师最低级工资，当时在六类地区是八十九元。物价升了，工资反而降了。我爱人已升为主治医师，工资还不如我。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女孩，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维持一个三口之家的生存是绰绰有余的，我每月还可以给远在上海的父母寄些钱去。进修费一千元（比我一整年的工资还要高出不少），还有住宿费，路途往返的火车票，都是公家报销的。我衣食无忧。但一踏书店的门槛，面对书架上琳琅满目的各种图书，我立即感到囊中羞涩，想买而又不敢买。幸好我有一个曾经一起劳改过的难友，就是前面不止一次提到过的“现行反革命”张长荫，他的爱人很能干，也善于交际，知悉我的工资有限，便主动为我联系了一份副业，建议我去一家副食品商店当守夜人，报酬是每夜一元钱。
这家商店就在校门口不远的一条马路边上，离八里台新华书店很近。店里有一间十平方米左右的值班室，里面放着一张单人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桌子上有一台电话机。值班室和摆放各种商品货物的商店隔着一扇门。这扇门在营业员下班以后是上锁的，防止守夜人擅自进入商店拿东西。但从值班室可以看见店里摆放的各种货物。经理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我的任务是如果发现有歹徒到店里偷盗，就用这个电话号码向附近警方报案。对我这个守夜人没有别的其他要求。经理告诉我，这里从来没有发生过失窃事件。晚上设一个人守夜，是上级公司的要求，必须执行。逢年过节，上级公司往往要打一个电话来查询，看看是否有人守夜。平时也偶尔来一两次电话查询。上级公司的查询电话一般都是在晚上十一时以前。
“到了十一点钟，你可以放心地睡觉了。”经理如是说。
“张老师很用功，每天晚上都要看书到十一点。”介绍人，也就是张长荫的爱人，立马给经理吃了一颗定心丸。
为了照顾我这个“读书人”，经理同意介绍人的要求，把床上原有的公家被褥撤了，允许我睡自己的被褥。
从这天起，我每天略微提前一些去食堂吃晚饭，六点钟赶到商店值班室，等到第二天早晨六点店里来人时离开。晚上我独自一人呆在值班室觉得很安静。我在那里看书、睡觉，外加早晨洗脸、刷牙。开始我很满意。但渐渐地有点厌倦了。天天值夜，妨碍了我和朋友之间的交往。我干了两个月就辞掉了这份美差。虽然只有短短的两个月，但在我的人生经历中又多了一项新的内容。工农商学兵，除了兵，每一行我都沾过边了。
我一共拿到六十一元报酬。有了这六十一元钱，我的底气似乎就比以前足多了。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发现校图书馆一楼大厅正在出售英文版图书的影印本。我当仁不让地凑上前去看个究竟。经过一番搜索，我买了《韦氏大词典》（上、下册）、《牛津高级词典》和四卷《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百科全书》。我手里提着沉甸甸的书，心里非常开心。这些书现在就陈列在我的书架上。如果我不当守夜人，我见了这些工具书（虽然是影印的）就只能是止步不前，望着洋文兴叹！
我于1982年“五一”节结婚，按中国人的传统说法，我已经四十六岁了。我的妻子是一位妇产科医生，比我小八岁。第二年，我们生了一个女儿。尽管我对妻子是忠诚的，但我不是一个体贴的丈夫。我也不是一个好父亲。我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工作和学习。有一天，我的妻子对我抱怨说：“你的家到底在哪儿？我看你的家是在图书馆，不在这儿。你应该去那儿过夜。”
原谅我吧，亲爱的！你的丈夫是一个曾经被命运遗弃多年的人，他必须加倍地努力，尽量弥补失去的时光。哦，我可怜的女儿：你是不幸的，因为你母亲在医院值夜班的时候，你的父亲不能陪着你玩。
我在1984年冬天调到阜新煤炭职工医学专科学校，即现在的工作单位。1986年8月我去南开大学进修一年。这一年是紧张的，也是充实的。每天六时起床，晚上有时候熬到十二点。我听了很多门课，甚至慕名到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班去旁听，因而认识了当代美国著名社会学家Richard Hall和他的夫人。Hall教授是来华作短期讲学的，在第一次正式开讲之前，首先赠送每人一支刻有标记的圆珠笔作为纪念。听他课的一共有十三人，其中以我年纪最大，遥遥领先于未来的博士们。我坐的位置也离他的讲坛最近。Hall环视他的听众，首先走到我的面前赠送纪念品。Hall夫人也上讲台给我们讲授“怎样写论文？”我去宾馆拜访过Hall夫妇，赠送Hall夫人一张我女儿的照片。Hall夫人向我道谢，说她很喜欢这张照片。后来，他们归国前夕，她又对我说她很喜欢我女儿的照片，还对我谈起自己的孩子，并出示照片。她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女儿当时正在法国求学。我指着照片说她的女儿漂亮得像电影明星，她听了很高兴。看来天下的妇女是不分国籍的，她们的名字都叫女人——具有母爱天性的女人。
Hall夫人和我同岁，但看上去远比我年轻。我问Hall夫人：“你看我有多大？”她看出我的心理，并略知我的经历，便说：“我看你有一百岁。”我对她说：“虽然我看起来比你老得多，但我人老心不老。”
我的话确实是我心声的反映。
社会学系的江山河先生见我和Hall夫人谈得拢，便建议我陪他一起送教授夫妇到北京机场。因为是头天晚上临时决定下来的，负责送行的江博士事先没有为我定好车票，但他要我一百个放心。博士的话果然没有错。车站剪票员见我陪一对洋人夫妇，未及查票便放行了。我们登上车厢刚坐下不久，列车员就过来沏茶，茶杯和茶叶都是车厢免费提供的。我声明要补票。但列车员却看来满不在乎。后来我又招呼了好几次，这才为我办了补票手续。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坐软席。我没有买票而剪票员却给我开绿灯，当时我心里确实是高兴的，但事后回想起来，作为一个中国人，心头漾起一缕恬淡的悲哀……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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