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玉壶吟社”案
1954年中共颁布第一部《宪法》以及后来多次修改，白纸黑字都印着人民“有言论、出版、结社……自由”。但“宪法”是为共产党、毛泽东装点门面、蒙哄国际舆论而制订的，不是用于治国的。因此，它的许多条款只是从西方宪法中抄袭过来，根本没有打算兑现，直至目前，仍不肯兑现。
在一党专制下，人民只能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党”特别关照那些处于生命活跃期、“不怕虎”的“初生牛犊”，不允许他们广泛交友，不允许经常聚会，不允许民间自由结社……如果违反，不惜动用国家机器进行镇压。“玉壶吟社”便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60年代初，我母亲在银盆小学教书，妹妹高考落榜后，与母亲住在一起。有一段时期，妹妹忽然爱好起书法来，于是，某些星期天，我便去母亲学校，和妹妹一起在教室里习字，临摹碑帖。住在附近的高考落榜生Lz君来学校玩，见我们兄妹泼墨挥毫，爱好此道的他也参与进来，就这样熟识了。
Lz君也是学文的，古典文学基础深厚，旧体诗词做得很好，我们一见如故。他将“同是天涯沦落人”的两位好友Ly君、Yj君介绍给我。那时，我还没有“搞臭自己”，也没有意识到我认识的人越少越好。
Ly君住河东某设计院，家境甚好，有一间属于自己的素雅的小书斋兼卧室。他爱美，墙上挂着两帧古装仕女图，桌上摆着一尊造型优美、色彩鲜艳的仙女瓷雕。他研习陆羽的《茶经》，讲究品茗。此君“诗憨”得可爱，每天晚上，焚檀香一柱，煨珍茗一壶，展开线装古本唐诗宋词（古旧书店可买到），在虚拟的美人环侍中，想像着红袖添香，一边公子哥儿似的品茗，一边挑灯夜课，很是惬意，潇洒。
有一次，我们四人在银盆聚谈未尽兴，乘小火轮去河东，约有半小时航程。Lz君和Ly君在轮船上讨论某句古诗时，忘乎所以，声音越来越高。我发现人丛中有一双眼睛盯着，仔细一看，原来是打过交道的小公安便衣。他是跟踪而来，还是偶尔相遇？不得而知。我没有与他打招呼（公安规定路遇不打招呼），但立即意识到，应该将这三位新朋友告诉刘股长，于是，星期天便专程到了刘股长家。
刘股长关心的是他们的政治观点和态度。
我说：“这三人非常单纯，对政治根本不感兴趣，一心扑在古典诗词上，都是诗迷。”
“他们对毛主席诗词有什么评价？”刘股长问。
“没有听说过，大概都能背诵。”那时候，新出版的《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我背诵如流。
刘股长指示：“密切注视，发现苗头立即报告。你交朋友我们不限制，越多越好，即使这几个人没问题，通过他们搭桥，再认识其他人，就可能发现敌情了。”
刘股长的话，使我悟到，应该息交绝游，认识人越少越好。同时使我悟到，线人的另一个作用就是协助公安对社会上的部分人进行一次筛选，“有问题的人”尽入公安囊中，剩下的基本“不敢反党反社会主义”。这种不花什么本钱收益很大的买卖，公安必定做了很多。因此，每个城市一定有相当数量的线人。
四人在一起学古人拈韵做诗，联句，我认为那些诗纯粹是一些风花雪月的应景之作，没有意思。但Ly君觉得很好玩，应该成立一个诗社，将每次做的诗记录下来，今后可以看到自己进步的足迹。
后来谈到毛诗。他们认为毛诗很有气魄，也可入流，但韵律不够严谨，遣词造句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Lz君学书怀素狂草，也摹仿“老胖”的草体字，发现“老胖”书写的条幅，其中有漏字、错字。——纯粹是一些技术上的“不敬”。
“老胖”是谁？原来他们谈论毛诗，担心别人听去不好，随意给毛泽东起了代号。Lz君用的是“老胖”，因为毛比较胖；Ly君用的是“老屁”，因为毛词中有一句“不须放屁”。当然，平日也有一些家常牢骚话，但与“恶攻”、“反革命言论”差得远。
更糟糕的是，在Ly君的力主下，诗社终于成立了。因为他酷爱品茗，有一把精致、漂亮的釉下彩高档茶壶，上面绘制的是一位含情脉脉的古妆仕女。那是他的宝贝，取名“玉壶”。每天抱着玉壶吟诗，故命名为“玉壶吟社”。
那时候，我经常去刘股长家，与他的老母，一位慈祥的老妈妈关系融洽。星期天在他家午餐时，将“玉壶吟社”向刘股长汇报了。
对于一个没有任何政治目的的小型民间结社，刘股长皱着眉头思考了半天，拿不定主意。他说：“你先写个材料吧。”
吃过饭，我便在餐桌上将汇报材料写好。刘股长将材料送交市局后，引起市局高度重视，共产党绝对不能容忍任何不经过他们批准的民间结社。大概当时案件数量不够，市局破案凑数心切（共产党什么事都预先下达指标，我猜想破案也是有指标的），竟当作“反革命”案件批准逮捕了。
三位青年当然知道自己无罪，不是什么“反革命”组织。因为使用了法西斯手段，可能家长通过某种过硬关系告到省、市高层，批示下来，予以平反。详情我不知，只听刘股长埋怨说：“是吧，我当初就说了，这个案子不成熟，霸蛮要搞！”
这样一来，便把我的身份暴露了。后来，“文革”期间，Lz君和Ly君带几个造反派把我劫持到蔡爱卿将军（抓到军区受批判去了）废弃的公馆，逼我写材料，供他们彻底平反。趁他们去吃午餐，我翻墙逃出来，一口气跑到河边，躺在河堤青草斜坡上，仰望蓝天白云，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写，还是不写呢？
那时正是武斗高潮，“公、检、法”已经瘫痪，处于无政府状态。一方面，人民感到欢欣鼓舞，政治高压暂时解除；另一方面，有些人头脑发昏，仿佛共产党已经垮台，可以为所欲为了，迫不及待地竖起造反大旗，自封司令、政委，佩带抢来的枪支，横冲直撞，参与武斗，寻仇报复。像我这种“公安局的眼镜”，首当其冲。许多人被打残，打死，杨小凯在《牛鬼蛇神录》中，就记述了一桩被报复者挖掉一只眼睛的惨案。我不是说，这些人被打死、打残，不应该，他们遭受报应，也许是罪有应得。但我认为应该在法制的轨道上（当然不是共产党的法制，共产党认为这些人没罪）公开审判，进行定罪。否则，就可能发生私人挟嫌报复，第（14）节附带说的“曹辛星命案”，便是明证。
仰望蓝天白云时，我突然问自己：这一片蓝天属于谁？——问题便有了答案。
这一片蓝天仍然属于共产党，“钢铁长城”（军队）护卫着，天，还没有变。——于是，答案出来了：暂时还不能写。
我翻身爬起来，考虑大西门轮渡码头有造反派守候，便从灵官渡码头乘木筏子过河，避开人群走小路，步行到荣湾镇刘股长家。刘股长一见我便说“小陈，赶快下乡去避避风头。”当时已停发工资，我身无分文。刘股长马上将身上仅有的15元钱掏出来，叫我写了一张领条。我连夜下乡，在朋友家躲过了武斗高潮。
算起来，我在中共统治下生活52年多，至少有十来次与死亡擦肩而过。为什么大难不死，贻有神护？原来确实是神不让我死，要留着我“沉冤伸”——将“沉冤”“伸雪”出来！
“陈沅森”（chényuánsēn）与“沉冤伸”（chényuāanshēn）谐音，“伸”字多一个“h”，南方人说国语，大多分不清“卷舌”“不卷舌”。
六十七年前诞生之初，冥冥之中，我父按照神的意旨，给我起了这个名字。
我写了一部《佛怀煽仇录》，揭露中共“土改”真相，为200 多万枉死的地主，伸雪了沉冤！
今天又写了这篇六万言左右的忏悔文字，为1000万至2000万冤死的“反革命”，伸雪沉冤！
（16） 刘正文先生
“搞臭自己”之后，我知道今后会交不到“朋友”，与公安打交道也会越来越少，甚至可能断了往来。时间一长，公安偶尔记起这个人会问：这只断线的风筝，飞到哪里去了？
其实，一只断线的风筝飞到天外，就是飞去爪哇国，也关他屁事。但“无产阶级专政”不行，盯上了，“挂了号”，就得一追到底：这家伙“阶级本性”不可靠，是不是又有新的情况？
因此，我意识到，不能与公安断音信，要经常联系，让他们了解我“在想什么，在做什么”。
联系人不必选择，就是“顶头上司”、原郊区公安分局政保股副股长，后升任市公安局政保科副科长的刘正文先生。
回忆60年代初，第一次到刘正文先生的办公室，面对面握手时，他“目光诚挚，微笑亲切”。他的话至今仍响在耳边：“我们就像兄弟一样……”
刘股长没有说谎，真像兄弟一样待我。认识不久，就把我领到他家里。
我不知道公安有没有规定，是否允许将线人带回自己家。我只知道，他不嫌弃我这“低人一等”的“贱民”，心中非常感激。
他有一位慈祥的老母和一位漂亮、贤慧的妻子，那时，他还只有一个两、三岁的女儿。
更令人感动的是，第一次跨进他家，刘妈妈就留我吃饭。
那时候，刚从“苦日子”过来，物资并不丰富，到人家做客要知趣，快吃饭了赶紧告辞。主人家也会口头客气一句“吃了饭再走”，可千万别当真，免得出现尴尬场面。而刘妈妈在打米下锅时当面添加了一筒，并告诉我“这一筒是为你加的”，诚心诚意留客。
刘妈妈常对我说：“小陈，正文告诉我，你听党的话，追求进步，很好，你也要多帮助正文。”
刘妈妈如此关心，熟稔人情冷暖的我，此后多不空手拜访，总是给老人、孩子带点小小礼物。没有“行贿”之意，而是礼尚往来。因此，我在他家长来长往将近40年。(待续)(//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