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小学的第一课,就是学唱国歌。老师把简谱和歌词用粉笔抄写在黑板上,字体端正美观,便有一种引吭高歌的欲望;老师拿教杖指着,逐字逐句地教,我和小同学们跟着逐字逐句地唱:“哆哆─咪咪─嗦嗦─咪唻─”,居然很快就朗朗上口,心里一高兴,课堂上高声唱,下课独自哼唱,放学回家路上,更是忘情高唱。不出一星期,在全校纪念周会上,我已能吞吐自如。加上我的童音比较清亮圆润,赢得老师同学赞许的目光,心里未免有些翘翘然。凡上音乐课,我特别起劲,特别投缘。
那时日寇占领了东北三省,连我们乡下人都在骂白鼻头将军张学良。小学校里抗日情绪十分高涨,所有的功课,都或多或少加入一些抗日的内容。也就在这样的气氛下,国文老师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鸦片战争失败以后,满清政府更是腐败无能,向西方列强帝国主义割地赔款,签订不平等条约,弄得国弱民贫,中国大好河山,任人蹂躏。有一年,清政府中堂大人李鸿章,屈辱低眉,亲自到英国停泊于中国港口的战舰上,签订和约。仪式一开始,英国代表即率领全舰官兵,升国旗,唱国歌。大清皇朝只有黄龙旗,没有国旗,更没有国歌。中堂大人李鸿章一时情急,想起随从官兵大多是安徽乡亲,立即将众官兵集合起来,唱了一段黄梅调《天仙配》,总算瞒天过海,保住一点大清皇朝的面子。
老师讲得唾沫横飞,动情处竟热泪盈眶。我虽然有一些地方听不懂,但老师的情绪感染了我,不由也偷偷掉泪。从此,我更加喜欢听有关国父孙中山先生“唤醒民众,驱除鞑靼,兴吾中华”的革命故事。也因此希望进一步追求对国歌歌词的理解。歌词都是四字句,十二句共四十八字:“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先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虽是文言文,但没有之乎也者。少数若干词句经老师讲解,全篇通畅,理明义显。
后来才知道,中华民国国歌的歌词,是国父孙中山先生亲笔所撰。那是一九二四年六月十六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举行开学典礼,孙中山先生亲临主持,恳切训勉,并颁布这篇言简意赅的训词。后经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开征求配曲,在一百三十九位竞选者中,程懋筠的作品中选,并开始在全国中、小学生中教唱,至一九三七年正式定为国歌。
中国历史上似乎从未有过国歌。国倒是不少,歌却阙如。当时的诸国领导人,只要有丁点儿“国”的觉悟,说不定“易水寒”和“离骚”,都有可能成为燕、楚的国歌。千古一帝秦始皇,忽然当上第一任皇帝,忙得不可开交,又是修筑长城,又是焚书坑儒,偏偏就把“国歌”这档子事儿给忘了。历代皇帝都得了同样的病,只认君主,不太在意国与家。两千多年来,以君主为核心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方式,没有实质性的变动。毛泽东登上大宝之后曾说过:“百代都行秦政制”﹝见毛泽东诗〈七律 读《封建论》──呈郭老〉﹞,这句话基本上是说对了。李鸿章遇到的麻烦,就实质而言,是秦始皇以来的最高领导人从未遇到过的,可以说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
所谓新问题,无非是西方夷人,那些红毛绿眼高鼻子,身穿道袍,在沿海各地穿街过巷,劝人行善积德,信奉洋玉皇大帝耶稣。继而,洋商人纷纷漂洋过海,来华做生意。商人本来就唯利是图,土洋差异太大,言语不通,鸡同鸭讲,商场上的纠纷自然不可避免。洋商人背后都有各自的政府,外交官就是政府的代表兼耳目,一旦有什么冬瓜豆腐,以致奇难杂症,一般都会遵循外交途径,向天朝的“洋务”衙门办交涉,寻求解决之道,尽可能避免或减少本国利益的损害。到了嘉庆年间,西方列强已经对天朝的虚实了若指掌,上下衙门的胃口也已相当掌握,于是,借一场鸦片战争的飓风,撕开清皇朝的锦绣衣冠,腐败之相毕露。随着而来的是,西方强势文明对两千年不变的古文明的挑战、冲击和压迫,使秦始皇创建的君主核心专政制度,逐渐衰败。一场史无前例的社会动荡和地震式变革,已经形成,中国从此进入灾难深重的漫漫长夜。
国歌,就是在这场社会变革中较早出现的新文化。国歌新文化有别于旧文化,不仅在主旨上宣扬民权,不再颂扬君权,形式上也在宫、商、角、征、羽五音的传统基础上,吸收西洋音乐文化许多原素,洋为中用,并在小学的音乐课上由老师教唱;在纪念周上全体师生集合唱国歌,也成为国民教育的惯例。
鄙人生正逢时,堂堂正正中华民国一位国民,不是大清皇朝的子民,虽然从小听到的是乡间传统的“何、士、上、乙、五”,但是一上小学,老师就教简谱“哆〈1〉、唻〈2〉、咪〈3〉、发〈4〉、嗦〈5〉、啦〈6〉、唏〈7〉”,加上风琴明亮和谐的伴奏,很容易就学会唱国歌。“七‧七”事变以后,全民抗日情绪高涨,老师又教唱了许多“抗战歌曲”,像《打倒东洋》、《大刀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等等。唱了七年国歌,别的不说,起码知道三民主义是国父孙中山先生的主张,也是立国之本。我更窃喜,有国歌可唱,就不必担心会遇到李鸿章的麻烦。
不料,刚上初中二年级,就发生了一场大灾难。
那一年冬初,一队日军开进鲤湖镇,驻扎在镇中心的老营盘里。半夜,镇里枪声大作,其间还传出震天动地的爆炸声。方圆十余里数十个村寨的民众,开始有些惊慌。但很快就得知:钱家寨的抗日杀敌队,袭击了鲤湖镇里的日本仔。消息一传开,四乡六里的民众,纷纷操起锄头镰刀,把个鲤湖镇团团围住,高声呼叫:活捉日本仔!
原来,钱家寨是粤东揭阳县最有名的林姓大乡,四周山峦起伏,钱江自西向东穿山而过,方圆二十多里一片盆地,青山秀水,两万居民安居乐业。该乡民性强悍而又极重教育,民间拥有千余支长枪短火,又办起两间完全小学和一间初级中学,成为方圆数十里治安的稳定力量和教育中心。揭阳县城沦陷以后,县长林先立将县政府迁入钱家寨,并在乡绅支持下,动员全乡人力物力财力,成立了一支民间抗日杀敌队。因而,当地各界人士抗日活动更加活跃,升国旗,唱国歌,演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双十节灯火游行,非常热闹。学校老师还带着我们演习防空、防毒、防细菌等课外活动,大家十分起劲。
当时民众中有许多真真假假的传闻,其中两项传闻最为民众所信服:其一,日本仔偷袭珍珠港,如同老虎鼻头上打苍蝇,激怒了美国,正式向日宣战,日军战线拉得太长,兵员、军需不足,像秋后蚱蜢,折腾不了多久了。其二,日军从“九一八”占领东北三省起,直打到华南,占领潮州各县,掠夺了无数财宝,每个日本兵身上,都有金银珠宝,只要捉到一个日本兵,就可发一笔横财。两个传闻都在发酵,鲤湖镇传出的夜半枪声,更撩拨着周围民众的发财梦。不需号召,不需带领,天色微明时刻,成千上万的民众,早把鲤湖镇围个水泄不通。
这一役,日军丢下三十多具尸体,其余的且战且走,向三十里外的流沙镇退去。杀敌队立即布防,警惕日军前来报复。一月后,日军果然偷袭成功。那天清晨,我还在睡懒觉,母亲一把将我拉了起来,一边给我穿上羊毛衫,一边惊慌地轻声说:“日本仔来了!”我感觉得到母亲的双手发抖,羊毛衫几次没法穿上。一听说日本仔来了,像当头浇下一盆冰水,我打了个冷颤,立即清醒过来,背起早已准备好的小包袱,出门朝西边方向逃去。这时我刚满十四岁,赤足走路是家常便饭,现在逃命,更是快步如飞。
等我跑出七八里,来到江边竹林下,忽见一群人从西边往回跑,气喘吁吁直嚷:“日本仔──从西──杀、杀、杀下来了!”我一听也吓懵了,不及细想,即随大家翻过土堤,穿过竹林,跑过沙滩,蹚过齐腰深的江水,再爬上二十几尺高的堤岸。乒乒乓乓‧‧‧!突然背后枪声大作,我急回头一看,只见沙滩上和江水里,有人倒下,有人挣扎,有人继续逃跑。对岸竹林边一阵轻机关枪直扫过来,我旁边有两三个人直栽下江里去。我一猫腰,翻过堤顶,连滚带爬溜下堤去。还未定神,又有一人从堤上滚了下来,压在我身上。我翻身爬了起来,见那人是邻居二龙,年纪和我差不多,但他爬不起来,右脚跟的大筋被子弹打断了。
家乡不幸沦陷,学校变成日寇军营,不能继续读书,不能继续唱国歌,第一回尝到亡国奴的滋味。我连《最后一课》都没上,心中痛楚,莫以名状。直熬到抗战胜利,学校复课,第一个纪念周升国旗,唱国歌,唱着唱着,我和同学们竟声泪俱下,以致最后一句“贯彻始终”,唱成戏台上的“活五”哭腔,惹来哄堂大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主席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北京城头易帜,但无国歌可唱,不大习惯。大会小会必唱的《国际歌》,连渣带汁都是舶来货,屈齿螯牙,不易上口,尤其最后一句“英特奈雄那尔就一定要实现”,一直闹不清楚是什么意思。五十年过去了,“一定要实现”啥子?没人说得清楚。毛、朱、刘、周、邓等老一辈革命家都已作古,连《国际歌》的词曲作者也已或鬼或神,死无对证,去哪里招魂?
后来,又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但唱得非常勉强。因为毛主席正高歌“到处莺歌燕舞”,又来唱“把我们的血肉,筑起我们新的长城”,好像又是国难当头,和眼下大肆宣传的“社会主义好,就是好,就是好!”实在不搭调。
不可否认,《义勇军进行曲》在抗日期间很流行,当年唱着,热泪纵横,热血沸腾。词作者田汉和曲作者聂耳,极有才华,用简洁的白话诗和明快的旋律,发出中华民族奋起救亡的吼声!这首进行曲和当年许多流行曲一样,作为珍贵的抗战文化,载入史册,传之后世。
谁料,由君主派野心家操纵的红卫兵运动兴起,继续厉行秦始皇的“焚坑”事业,大陆知识份子,无一漏网。尤其是包括田汉在内的文化界名家,非死则伤,惨烈之状,史所未见。田汉竟然尸骨无存,现在八宝山骨灰盒里,仅有他生前用过的一副黑框眼镜。他作词的那首代国歌,也从宪法中除去。至此,连聊以妆点门面的“代”国歌也不要了。取而代之,只有那个“不落的太阳”。人类不可没有太阳,也不可没有月亮。一个“不落的太阳”,对地球上万物的毁灭性伤害,是不言而喻的。
海峡两岸各唱各的歌,半个世纪下来,一方继续高唱“民权”,人民越来越富裕、自由、民主;一方则翻翻覆覆,老调重弹,地大人多,温饱尤悬。新世纪将哺育出新的一代、两代,振兴中华,大有指望。
2001年4月17日(//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