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儿爷在风圈儿抽烟被在马道上巡查的李科长逮个正着，韩哥不得不把打火机当摔炮儿，“意外”地“炸”着了老陈的眼，韩哥趁机往我裤衩后边夹了一把烟，我一下不敢动了。
“活他×该！手拿开我看看！”李科儿骂道。
这大陆警察的同情心，和电视里讴歌的完全两样。老陈放下手，韩哥过去装模作样，“没破，没事儿，够悬的！”
“便宜了你小子！你，把兜翻了！”李科又叫上了。
我们都穿着一点式，唯独韩哥穿的大裤衩。他把三个兜翻过来，确保没藏烟，再把打火机和香烟竖着旋出了顶栏，扔到了李科儿手中。
“下回别再叫我抓住！”李科儿说完迈着猫步，继续去“狩猎”。
我一摸后腰，松紧带儿上和裤衩里有一把烟！我掏出来一挑大指：“韩哥、老陈，真有你们的！”
老陈很得意，韩哥无奈地说：“扔了两颗，还丢一火儿，走，茅台儿搓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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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黄盘”和“新疆”光脚去了大刑筒。“小四川”请示后去风圈儿补衣服，我也找了个缀扣的借口跟了进去，除了大柳儿爷，别人没有这样休闲的特权，都得一直坐板儿。当然，“性病”是在风圈“修养”了。
“小四川”用的是嫡传“麻花针”，这“针”是圆珠笔弹簧做的：弹簧尽量拉直，两头对折，对折处咬成一个钝头；双尾拧花，形似麻花儿，所以叫“麻花针”。因为针是监号儿的违禁品，虽然偶尔能“求针”，但是很费劲，号儿里这么多人，也用不过来。
缀我的扣子要用白线，“小四川”从松紧带上拆出了一组盘卷的细丝，咬住中间，双股同时搓了几下，末端打上结儿，一松手，一根漂亮匀实的细线就搓好了。然后用裤钩儿磨边儿磨成的“刀”，从我衬衣袖口割下了多余的扣子，再把线穿进“麻花针”钝头的眼儿里去，用钝头把布顶开，这么穿针引线。没一会儿，扣子就缀好了。
虎子也混进来了，拿了件旧衬衣要缝窑儿。“小四川”将衬衣齐胸扯断，下半部分，缝两道边儿就是现成的枕窑儿。
我们夸了他几句，他说都是跟“大师兄”学的。他一边缝，一边跟我们讲他“大师兄”。
“大师兄”是林业科学院的博士生，因为在“明慧网”上呼吁停止镇压法轮功，被抓到前筒，再“邮”到七处仨月，再“邮”回这儿来的了。
那时候兰哥还没晋升筒道长，管号儿非常黑。犯人的鬼子票都不敢不交。每一百元的鬼子票，可以上板儿吃一周榨菜，用点儿牙膏，做一周的板儿爷。除此特权，交过一百的，能得把牙刷；交二百，平时能用肥皂；交三百，能混条毛巾；交四百，放茅可以用手纸；交五百，能得双布鞋；五百以上，坐板儿调到第三排。
“大师兄”来的时候刚入冬。逮捕筒的犯人一般都坐了二到十个月牢了，衣服又脏又破，不少人只有一双破丝袜。坐板儿不准穿鞋，柳儿爷穿厚袜子还冻呢。“大师兄”发明了这种“麻花针”，练着给大家补衣服、补袜子、缝枕窑儿。枕窑儿可是看守所的宝贝，装衣服、当枕头很方便。号儿里一般只有老大才有，他给每人都缝了一个。手艺练出来了，他又给大家做袜子，从被垛底下找了烂棉衣，缝了二十三双棉毡袜，大家坐板儿脚就也不冷了。
“小四川”翻出了他珍藏的棉袜。像个高袎靴子，袜口儿还有一圈锁边儿的布套，里边儿穿着系带。袜袎上还用蓝线笨拙地绣着字母——这样洗了就穿不混了——真是太绝了！
“小四川”说：“我‘大师兄’人太好了，大家都有棉袜了，他还光着脚，等给自己缝好了，‘河马’进来了，他二话没说又把袜子给了‘河马’。”
“‘大师兄’主动刷碗、洗衣服，大冬天都光脚下地，不光脚，弄湿了鞋袜就没得穿了。洗衣粉管得最严，洗衣服特别难。兰哥隔天就换洗，“柳儿爷”、“板儿爷”一周洗一次，其余人半个月清水涮一次。大家跑马[1]裤衩臭得不行，个个发炎。他就用给老大洗完用剩的洗衣粉水，给我们洗裤衩、洗衣服，隔天一次。那点儿洗衣粉水哪够？他就先用凉水把衣服搓干净，换七八次水，然后洗衣粉水里搓，洗完了水都是黑的，再用清水淘七八盆，就干净了。大冬天挽着裤腿光脚站地上，有时候在风圈儿洗，零下七八度哪，凉水一盆一盆走马灯儿似的，一洗就是两三个钟头，手脚冻得都跟胡萝卜似的……”他说着开始抹眼泪了。
我问：“冬天不多给点热水？”
“每天就那么点热水。我‘大师兄’还发明了‘热水窑儿’——就是把热水灌可乐瓶里，直接塞大被垛里，这样冬天早上也能喝上温水。大家还得洗头呢，每天打了热水，他兑成温水，给我们用肥皂浇着洗，两小瓶能洗一人，这样我们一周能用温水洗次头呢！”
“性病”说：“这在别的号儿，可是‘柳儿爷’的待遇呀！”
“小四川”说得高兴了，“我们穷人洗了就没得换。‘大师兄’洗完衣服就塞到前边儿暖气缝里去，晚上他炼完功了，再把衣服抽出来，翻个面儿，再塞进去。有时候老大醒了，看是他也不管。这样第二天起来，我们就能穿上干净衣服，还是热乎乎的……
“‘大师兄’刚来的时候，因为炼功，总挨打，后来把兰哥都感化了。兰哥看他穷，一分钱也没有，就给他衣服、袜子、毛巾，他都要，然后总是送更穷的弟兄，弄得自己最后连毛巾都没有，用做枕窑剩的破裤腿儿当毛巾，中间破了还自己缝了个补丁……他不跟共产党服软，判了五年啊。走的时候，窑都是瘪的，我们好几个都哭了。”
虎子问：“他要是服软了，能判多少？”
“那就放了，学校来保过他，说低低头就出去了。可他就不，结果学籍、党籍、户口，三开，打回农村，博士也丢了。”
见他还在抹泪，我说：“你‘二师兄’也不错呀！”
“嗯！你看我‘二师兄’发明的药，治痱毒多好！夏天也好过了。”
“性病”说：“还让咱天天能放大茅哪！你把解‘放’忘了！”
我问“小四川”：“你要早炼了，就进不来了吧？”
“当然了！我要炼了，还能干那事儿？”
问他犯的啥事，他说：“我偷了我的工资！现在这社会，就知道欺负穷人。我和老乡给一个老板卖手机，底薪五百，仨月不给我们发工资。后来我俩拿店里的手机卖了，准备回家不干了。结果老板报案了。后来我们傻乎乎地都承认了，谁想要判刑？”
我问：“你没赔钱啊？判你？”
“谁说没赔？全价赔偿，一分钱不少！照样判！我算看透了，共产党这法律，就是整穷人的！”（待续）
注 [1] 跑马：遗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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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丽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