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纪念日前夕 专访“民运先驱”徐文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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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23年05月20日讯】(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记者俞元旧金山报导)“当时,如果不是中共掺沙子,六四学生不会流血;如果当时能紧紧抓住民间与中共对话的机制进行下去,会更广泛的唤醒中国百姓的民主意识。”六四前夕,民运先驱徐文立反思中国当代民主运动时说。

徐文立,1978民主墙的参与和组织者,主编《四五论坛》;1998年中国民主党主要创建人;两次被中共判刑共28年;1993年、2002年,先后得到美国克林顿和小布什政府的特别营救;被BBC称为“中国异议人士之教父”。

1979年徐文立在北京“西单民主墙”,出售民办刊物《四五论坛》。(徐文立提供)

“六四事件已经过去34年了,想到当年为此牺牲生命的年轻学子和北京市民,我心里很沉痛,此时任何言语都是苍白的。纪念、追怀他们是非常应该的;深刻的反思,也能让未来的民主运动更健康地发展。”徐先生说。

中共对民运的渗透

徐文立告诉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他当时在狱中的电视上看到六四学生,在天安门广场上和中共政府长时间对峙,感到非常焦虑,希望中共能把他释放出去,到广场上去接承学生们的民主要求,希望学生们在适当的时候回到校园去。

徐文立出狱后,从多方渠道了解到,当年许多中共的党员、干部、积极分子,渗透到学生组织中去,用偏激的思想、言语,把学生往极端上推。该撤离的时候,他们鼓动学生要坚持;有学生想撤离,就有人加码地让他回到广场,给中共最终的镇压找到借口。

“中共对付民运有一句话:你们做,不如我来做。民运门槛很低,有许多中共的人渗透进来,打着民运的旗号,做中共要做的事情。”徐文立回忆起组建中国民主党的往事。

因为动议中国反对党,徐文立于1981年被捕,1993年被假释出狱。他以探亲访友的借口,走遍大半个中国,把各地民运人士、以前民主墙时代的人联合起来,筹备组建中国民主党。

1997年,徐文立建立了“空中民主墙”,对内外发声,为建党创立了舆论和组织基础;他和《路透社》驻京记者艾伯乐谈话时,提出“结束一党专制,建立第三共和,保障人权自由,重塑宪政民主”的政治纲领;他和秦永敏发出了《告全国工人同胞书》。

“当时中共的个别人,嗅到了我们要组织反对党,抢先潜藏到我们的队伍中,博得了几乎是领袖的位置,形势非常严峻。1998年,浙江有一批正直的老民主墙人、八九六四年轻一代,毅然决然于6月25日,宣布成立中国民主党。

“当天,我连忙和武汉秦永敏通电话,告诉各省民运朋友,不要另外起名,依然以中国民主党的名义建党。这是一次29个省市的全国性的行动,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西方各国主要报纸,都有关于中国民主党建立的报导,产生了巨大的国际影响力。”徐文立说。

唤醒老百姓的民主意识

徐文立指出,89年,中共官方被迫与民间学生对话,如果那时能紧紧抓住这个对话机制,不急不躁、不卑不亢地,在不同层面与中共持续对话,就有可能在中国形成一个反对力量或民间力量,或有公共话题的一个场合存在,与中共博弈。

“当然,武装到牙齿的中共,是绝对不允许存在任何反对力量的,中共最终会撕毁谈判,但是中间过程会延续一段时间,能广泛启发百姓的民主意识与思考。”徐文立说。

他接着说:“民主社会有两个基石,一个是社会的高度自治;一个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中国自古就有这个基础,古代讲国权不下县,县城以下由宗族仕绅靠伦理、家训、族规来自治,老百姓只要向国家交粮交税就行了。”

徐文立表示,中共把“支部建立在连队上,村村有党支部”,建立了一整套从上到下、无所不在的监督管理体制,整个社会、整个人的思想,都被共产党严密控制了。

“中国当代的民主运动有两个时期:民主墙时代是启蒙时期;八九六四学生推动‘民主、科学、自由、人权和法治’,付出了无数的年轻生命代价,在中国的民主事业中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徐先生说。

进退有节的战略战术

“搞民主,我那个时候的思路是潜移默化、水滴石穿,不要一上来就提一些过度的政治主张和口号,急性子吃不了热豆腐。”徐文立回忆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民主墙运动时说。

1978年11月,徐文立开始主编《四五论坛》,​以探讨、辩论及宣传民主化理论为主,兼有与民主宪政相关的时政热点话题,为民主墙第一份民办刊物。《四五论坛》1980年3月停刊,成为当年办刊时间最长、受众最多、影响最大的民办刊物,为当时许多国人的民主思想,起到了启蒙作用。

徐文立1978年主编的《四五论坛》第14期。(徐文立提供)

“在中共30周年那天,我们在北京成功组织了一场示威游行,不仅安全而返,还迫使政府作出允许‘星星美展’公开展出的让步,中国现代艺术从此登堂入室,现在想起来都不可思议。”徐文立自豪地说。

1979年9月27日,追求表达自由精神的“星星美展”,被北京市政府取缔。10月1日,徐文立等人组织了一次“星星美展”示威游行。当天,示威群体举着正面为“维护宪法游行”、反面为“政治要民主,艺术要自由”的横幅,沿着长安街游行。国外记者和驻华外交人员则一路随行。

“游行遇到了警察的阻挡,最终到达了北京市委大楼的前门。我们提出了几点要求,工作人员答应转告上级。我宣告游行结束,大家安全撤离回家。”徐文立说。

1979年10月1日,徐文立参与领导《星星美展》游行,《美国新闻周刊》刊登的图片。左王克平、左中徐文立、中马德升、右杨靖。(徐文立提供)

事后徐文立获悉,当时如果再闹下去就会被镇压、被抓捕。那天驻北京所有的外国记者都发了消息,世界各大报刊、电视台,都头条报导了这件事情。

影响徐文立一生的家风

徐文立说:“我的爷爷奶奶过世很早。外公、外婆,父亲、母亲,他们的品德品行,对我这一生影响很大。”

清朝末年,徐文立外祖父做盐官时,发现与自己打交道的官员个个贪污。他说:“宁可回家教小孩子,做孩子王,也不做官。”于是,他就辞官回老家了。

“我虽然也没见过外祖父,但是我一辈子从事任何事情,包括政治运动,都不能有一点贪墨的思想和行为,这是外祖父给我的家教。”徐文立说。

徐文立的父亲徐裕文,抗战时期在国民政府国军江西前线军医院任院长,抗日胜利后被授予少将军衔。徐裕文年轻时从事学生运动,是当时的全国学生联合会江苏代表,1931年《申报》报导过他。

徐裕文是一位非常温和的绅士,对护士、勤务兵,对谁都很温和,可是他令出如山。他在江西当军医院院长时规定:“盘尼西林”只能用于伤员,不能用于家属。结果他的三个孩子都病死了,其实孩子们只要打点“盘尼西林”,就会好起来的。

“我的外婆是我的人生导师,外婆和母亲都是博爱的人。”徐文立动情地说。他做任何事,跟任何人打交道,都会站在对方角度上思考,尊重别人,不去贬低别人。因为他一直记住外婆的一句话:“不做姑子,不知头冷”。

长江流域冬天比较冷,那个时代的姑子(尼姑)用很差的毛线钩织一个帽子,或用破布缝补一个帽子戴在头上。光头带这么一个帽子,看起不太雅。年轻人就嘲笑她们“带着这么一个破帽子”,他们是“不做姑子,不知头冷”啊!

徐文立讲:“尊重所有的人,每一个人有自己的独立性,这才是真正的民主。”

2021年徐文立在美国罗德岛州。(徐文立提供)

政治运动的三个必备条件

最后,徐文立总结了严格意义的政治运动,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正确的理论作指导;二、相对比较稳定的正派的健全的领导体制;三、正确的战略战术。

他指出:“一场政治运动或中国的未来,如果没有一套理论,是不能走向正确的方向。今后的理论不应该是阶级斗争、人与人斗、政党斗政党的理论,应该有一个全新的、博爱的理论。”

徐文立撰写的《人类正常社会秩序论》,有三个被称为常识的思想原则。

一、“人,生而平等”,这是天赋人权,从而贡献终结专制社会;
二、“人,生而有差异”,这是上帝的安排。群居人类,有差异才能有分工;没有分工,人类无法生存下去。从而贡献结束绝对平均主义;
三、“人,生而不完美”,特别“管住”社会管理者,从而贡献成为法治社会的基石。◇

责任编辑:李曜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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