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阶段里，为了摆脱与艰苦命运的纠结，我从未停止过努力，终于像车陷在泥潭里的努力：是越使劲越深陷。––高智晟”
1982年一整年，他和弟弟离家打工，几乎以生命的代价伐木、拉煤，结果工钱被黑而两手空空。接着在1983年他去了新疆喀什市疏勒县36127部队当兵，“全心全意想转个志愿兵而脱离农门，并且认为转了志愿兵即一生幸福无边”。当兵的第一年，真的让他“眼花缭乱，真仿佛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从那时起，他的眼界打开了，长了很多的见识：“第一次知道了洗澡是怎么回事。第一次听说还有录音机，第一次见到了香蕉、石榴等水果，第一次睡觉铺上了褥子，第一次见到并吃上了大米饭，第一次吃上了炒菜，第一次开始刷牙，第一次用上了肥皂；第一次见到大电视机、第一次晚上睡觉不再光着身子，第一次开始了外穿外衣、内穿内衣的生活，第一次见到了室内竟然有厕所、地上竟铺着地毯的房子等等、等等等等的第一次。”
在当兵期间，上帝给他安排了他之后人生旅途上的伴侣耿和女士，1986年她入伍到了通讯十连，高智晟是该连的司务长。然而，他的诚实正直和铁面无私却使他不能继续留在那个充满腐败的大染缸里。因为他所在连的自私自利、专门想沾国家便宜的连长的报复和陷害，尽管他没有被复员回农村，但也没有转成志愿兵，而是在1987年被退伍到了喀什市拉丝厂做工人、有了个城市户口。那个拉丝厂是乡镇企业，经营得非常不好，高智晟向喀什市领导反映问题，并且“提出承包并独立经营，政府不当有任何干预，最终没被允应”，不久“拉丝厂终于山穷水尽”。他“原来以为留在城市、弄个城市户口，剩下的就是一路地幸福下去，拉丝厂干了两年才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才发现城市人的层级是那样的分明，最明显的是干部和工人，地位待遇的冰火两重天”。他“取得了城市户口，不过是使城市特困群体加大了阵容”。也就是说，他以前是一个贫穷的农民，进城后变成了一个贫穷的城市人。
高智晟想经营生意挣些钱，1988年，他和厂里的一个工人合资两千多元买了一辆二手农用机动四轮车，让他弟弟开车给人拉货。结果，一年下来，钱没有赚到还亏欠了一千多元，连弟弟回乡的路费也要问别人借。不可思议的是，那机器在别人手里时挺好的，原车主是他的单位同事，偏偏到了他手上以后是三天两头地坏。那时，耿和常常周末去看他们，“她印象最深的就是，车总是坏得不能跑”。
“那时是我运命的休眠期，或者说我那个时期阶段性的运命根本就是只扶不上树的死猫。终于，我把战友也给拖累得是苦不堪言，一个一个的失败不可思议地临到我们，终至仰天长叹后无奈放弃。––高智晟”
1989年年初，耿和复员回到了她的家乡乌鲁木齐。不久，高智晟也去了乌鲁木齐为自己寻找机会，可几个月过去了毫无收获。于是他向一个非常要好的战友求助，到了距乌市约两百公里的石河子市，那位战友真心全力地帮助了他。在那个时代，中国是“一切向钱看”，可他挣钱的路子没有一条是通的。例如，那个时候，他的战友给经营水果的二倒贩子跑车，抢季节性地从南疆拉回各类水果在石河子市场批发，每次拉水果回来后，送他几大箱水果，卖的钱全归他，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无本生意。高智晟自嘲道，“这样的条件若再赚不了钱，那就干干脆脆成了奇迹，可这样的奇迹也就被我给干干脆脆地创造出来。那甜美的库车小白杏，我能在一个繁华的市场里创下三天卖不出一斤的奇迹，真的，那会是怎样的一种焦虑煎熬！那是怎么的一种灰头土脸的感受，卖什么就必会把什么烂在手里，你真的能有一种绝望的煎熬。二十几天，又是以一个干干脆脆的失败局面告终。”其它的几次战友们出资出力帮助他的努力都以莫名其妙的失败而告终。一次战友们去煤矿拉两车煤要送给他卖，在“快到煤矿时却出了严重的两车追尾的事故”。但是“两个驾驶员都是开了七八年车的老兵，这种事故是他们从未遭遇过的”。其中一位老司机“满面苦相”地对他说，“高智晟，行啦。这就是你的命运。谁要帮你谁倒楣，谁要坚持帮你，谁就会倒楣得很惨。”他决定“不再拖累战友”，返回了乌鲁木齐。
他和耿和商定他去卡子湾地区推着自行车流动卖菜，因为怕在菜市场中摆摊碰到她家的熟人。这是一个非常辛苦的小买卖，每天天不亮，他要骑十六七公里，到火车南站货场批发菜，然后骑回到卡子湾卖。因为路途远和颠簸，他只能买进大蒜一类的、不怕萎蔫的菜。卖完了以后，再做当天的第二次买卖。还有，如果车子后面过重，而他的体重压不住自行车，行进中就会出现自行车前轱辘被高高翘离路面的情形，这是非常危险的。他被其它车辆挤下路边渠沟的事时常发生，身体也常常被划伤、擦伤，“可以说是遍体鳞伤”。他在家书中写道，“卡子湾是乌市空气最污浊的地区，钢铁厂、皮革厂、化工厂，整天不绝如缕的大型拉煤车。每天下来不仅人的外表看上去灰头土脸，而真正的灰头土脸的是在心里。”到了1990年七月的一天，他决定不再继续这种小买卖了，因为那天他在穿过和平渠上的“单板桥”时连人带车摔了下去，差点丢了性命。除了“灰头土脸”、挣钱少和危险外，高智晟停止卖菜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打算要“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一天有一位顾客买菜时丢下了看完的半张报纸，“报上有一则售书广告说：未来中国需要大量的律师，而参加自学考试是获取律师资格的路径之一”，于是他就在“心里常盘算着这件事”。当时他的户籍在喀什市，“自学考试还必须回到户籍所在地进行”，而且凑巧的是“拉丝厂也带话过来要求回厂”。于是他决定返回喀什拉丝厂。
“原计划我们于1990年的八月一日结婚，这是为了纪念我们曾经的当兵生活，结果我们却是在七月三十一日领了结婚证，因为（耿和）八月一日白天上班出不来，……神将一位表里如一的美女给了我，做了我的妻子。––高智晟”
高智晟认为，与1983年当兵前的时期一样，1988年至1993年是他的又一个“人生中最为艰困的时期”。是耿和“以她的简单、朴实和善良”，决绝地、坚定不移地相信他、支持他、帮助他和深情地爱着他。在他离开乌鲁木齐的前一天，1990年7月31日下午四点钟，他们俩相约到卡子湾街道办事处登记结婚。事实上，当时他们没有“一切平常人结婚所需的房、物”，而耿和“更没有父母的同意，家人的帮助，甚至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她“真的是个灰姑娘，一身灰色的工作服”。领了结婚证后，他告诉耿和说“明天一大早将离开乌鲁木齐回喀什市，她低头哭啦”。他一语不发悄悄地站在她跟前，这样面对面默默地站了一会，他对耿和说：“你回去吧，我今晚在碾子沟客运站附近住一夜，明天一大早就走了，你照顾好你自己。”“我把路费给你”，说着耿和掏出钱交给了他。他们俩“谈对象（也常说成是谈恋爱）近五年，终于在一种黯然的氛围中，在形式上掀开了婚姻的序幕”。
离开了耿和、离开了乌鲁木齐，高智晟在喀什拉丝厂“有意地放纵了大半年”，“1991年的春夏秋三季里，（他）几乎就是在闲聊与打牌中度过”，而他以前“是极不喜欢玩牌的”。尽管如此，他心里清楚得很，“可怜的”耿和“还眼巴巴地等着”。到了冬季，厂里停产，本来低得可怜的工资也发不出了。他“决定开始参加自学考试，但参加自学考试也是需要点经济基础的，光每次报名费就得一百几十元，一年需交两次报名费。还有价格不低的教材费用，举债显然不现实”。怎么办呢？说来有趣，就在他似乎走投无路的时候，财路突然向他敞开了。他找到一位个体加工皮夹克的战友，说希望能帮着推销皮衣而挣得一些提成。那位战友直接把皮夹克赊销给他，说等卖完了再给钱。第一次赊了四十件六千元的皮夹克，连路费都是借来的，意想不到的是，“这些皮夹克到了石河子没几天就售罄，得款一万二千元，挣得了百分百的利润”。第二次又提了一万多元的货，到石河子、昌吉等地卖，净赚一万多元。1992年中国新年前，高智晟的“腰包里第一次竟有了那么多的钱”，一万六千多元钱，尽管有一万元的帐几个月后才收回。
人逢喜事精神爽。有了一些钱的高智晟和耿和在一起过1992年的中国新年，这是他们在耿和复员后的第一次共度佳节。尤其令他们高兴的是，耿和的父母终于“正式接纳了”高智晟这位女婿。中国新年一过完，他就回到喀什市开始了日常的自学生活，准备参加四月份的考试。这样的选择使得他喜欢看书的习惯纳入了一个目标，他没想到，这竟完全改变了他的人生。
“现在回过头来纵向地看，完全可以得出结论，这是神为我预备了的路，而此前所有的淬砺，都是行走在这条道路上所必须的。而且它对我人生命运的影响的现在和将来，仍将发挥着蓬蓬勃勃的作用，这绝不是信口开河。––高智晟”
考试结束后，1992年五月中旬，高智晟和耿和到他的陕北老家去见他的母亲。当他们一出现在脑畔山路时，他的弟弟大喊“妈，三哥回来啦”。然后跑上山来接应，他的母亲从窑洞里跑了出来。五年不见，母亲的头发全白了。看着白发亲娘，高智晟不禁难受地哭了起来，而母亲却笑着说他“眼泪太多，说带媳妇回来是大喜事，老年人头发白是很平常的”。夫妻俩与母亲一起住了大约一周后，又去了山西、河北、北京、山东、上海、南京、西安和华阴看望哥哥、姐姐以及一些亲戚，顺便也在途中观光，一个多月后回到了乌鲁木齐。这时，耿和已经在水泥厂总厂机关工作，她向厂里要到了一套小平房，他们终于有了一个自己的家！由于心里挂牵着自学考试的事，七月份他返回喀什。
对四月份的考试成绩，高智晟的心里没有底。他“没有读过正式高中，自学起来是有些困难”，而大学学历似乎充满了神秘色彩。他原来期望，报考的三门能有一门通过就满意了，结果“三门竟有两门过了关，而其中一门得了零分是因为把准考证号给填错了一位数字”。这超过预期的成绩，让他为之精神大振，这次的成绩提挈了他整个的自学考试，乃至律师资格考试的信心。他把这个喜讯写信告诉了耿和，她分享了他的喜悦，覆信时她又给了他一个惊喜，她怀孕了。这就是常说的双喜临门。
乌鲁木齐至喀什，一千五百公里路程，长途客车整整要颠簸三天。1993年3月份，高智晟开始在乌鲁木齐水泥厂一分厂打工，“那真是一种非人的工作环境”。他的工作是看磨机，“那里只有一种声音，就是震耳欲聋的磨机声，那里只能看见一种物质，就是粉尘。工人之间常相互能摸到但看不到。以冬季为例，不管你穿得多厚，回家一脱光，身上会附一层水泥粉尘”。一个月后，他又必须回到喀什参加考试。到达喀什的第二天，四月十七日，他的女儿耿格在乌鲁木齐出生。考完试后回到家，女儿已经八天大了。
“我决定买下这套价格183元的律师资格考试大纲，并默默地提醒自己，既然作出了选择即不可再摇摆，作为效率和经济方面最理想的局面是一年之内考取律师资格。后来我实现了这个目标。––高智晟”
高智晟夫妻两地分居的问题，折腾了三年多，到了1993年底、1994年初才解决。户口调到了乌鲁木齐后，他自学的劲头更大了。有时白天在家，他看书、做饭还要看着女儿。在厂里上班时，一有空就看书。1994年10月，他自学法律大专的考试结束，“领到了全科合格证”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书店去翻阅和购买《律师资格考试大纲》及其考试材料。他当时感觉“这是一次颇神圣的安排”，因为在自学考试结束之前，他从不敢翻阅这套书。那是在乌市西北路的新华书店三楼，在浏览考试大纲一会儿后，他浑身“很快被汗水湿透了”。他知道，“自学法律大专所掌握的东西，距考取律师资格所需要的法律、法理知识量相差十万八千里”。“自学大专毕业所获得的那点法律知识，只是点触到了法律知识的平面，不仅谈不到法学知识的深度，尚连水平的幅面都远未尽收眼底。”
考取律师资格，是他订下的一个“宏大的目标”。通过几个案例的分析，高智晟有了“一个可喜的意识，意识到法律知识能力应当是应用法律知识平面与法学理论深度的并进积累”。并且，他认识到“下阶段学习的目标不能再单纯地技术性地为了考试，而是为了将来做律师而准备的既有旷广的幅面，又应有深度的法学知识准备”。他在家书中分析道，“后来的经历证明这种意识的调整的确是一个大获得，使我受益不浅。”1994年至1995年，凡是熟悉他的人大致上都会有这样的印象，就是他无论在哪里，无论是走着、站着、坐着，“都是挟着一本书，且见缝插针，得空就看”。那段时期，他是水泥厂的推销员，有利于他的读书，因为他的“工作时间是松散而弹性的”。而外出推销，有大量的时间耗在路途上，他只要一上公共汽车，就会一手握紧扶手一手拿着书看。这几乎成了他“那段时期的主要读书场所和读书方式”。“另一个主要的读书时间是夜里的几个小时”。无论再忙，他“每天都写出一千字左右的一篇自命题作文，从不中辍。白天学习实用法律知识，晚上学习法理知识”。
1995年8月，他参加了新疆司法厅开办的95年度律师资格考试辅导班，“每天晚上下课后开始夜战”，“每夜要学到凌晨四点半到五点，倒地睡两个小时后赶回去上班。主要是集体大量分析案例和关涉法理方面的问题，那种学习效果以及技术性提高的速度令人振奋”。功夫不负有心人。就在1995年下半年，高智晟先生考取了律师资格！读者需要知道的是，“那时全国律考每年录取率均在百分之一左右，新疆地区还达不到这一水平”。参加辅导班有几百人，大多是科班出身，还有不少是研究生。辅导班一共有五个人获得了律师资格，我们的大英雄高智晟真的是百里挑一。
“几十年过去了，那签上的两句话我仍记得清清楚楚：‘劳心费力欲成功，待到花开一阵风。’那解说者却说‘从签中内容看，神给你预备的饭碗不在这条道，时机还远远没有到来。’––高智晟”
那年在参加中专统考结束的第二天，高智晟去庙里抽到了上面的一个签。在简略地厘清整理了他走过的成才之路，笔者与那位解说者有同感。从高智晟离开学校到考取律师资格，笔者觉得他是在冥冥之中被“命运”推着一步一步走的。当他想要摆脱贫穷而打工、当兵、当工人甚至做小买卖时，上帝总是给他关上门，但是恩慈的上帝同时给他打开一扇窗，让他心中一直充满光亮和“巴望”。同样是考试，考中专时，他没有被录取，可是班上有些平时学习成绩比他差的同学考上了；考律师资格时，他成功了，而辅导班上很多比他学历高的人都名落孙山。上帝的恩典，加上他自己的不懈努力，是他的成功秘诀。
高智晟先生从2017年8月13日被失踪了，至今杳无音讯。他为了改变中国的努力，使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我们也知道，他的家人和亲人们，也深受中共非人性的折磨和迫害，至今创伤未平。对于经历的苦难，他在家书中明确地写道，“我认为是1983年的当兵前的时期，和1988年至1993年这两个时期”。“尽管有些人认为当前的我也是处在个人人生运命的困厄挫辱时期，但我自己却不这样认为”。“因为这一时期挫辱表面上看是个人的，实则不然，许许多多的善良的人也在承受着，对这些过程我是有预期的，是个人积极追求的结果。它将是国家、民族命运浩荡巨变的必要的阶段；它是国家、民族未来光明和荣耀的必须的基础，亦是必须的救赎成本。在这样的过程中没有属于个人的愁和苦。”我们从高智晟先生博大厚爱的话语中，看到了他的信心和他对我们的安慰。
点阅【高智晟家书《爸爸的故事》】系列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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