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犯了法，也会被捕入狱、接受审讯。但是不同的朝代有不同的法律，同样的罪名可能受到不同程度的刑罚。那么，心怀仁爱的唐太宗怎样制定大唐的律法呢？

贞观元年（627年），太宗就对大臣强调：“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他举例，卖棺材的人希望年年发生瘟疫，他们并不是对人有仇恨，而是出于售卖货物的利益之心；而法律部门执法严苛，也不过是为了博得政绩。因而，为了保证官员执法的公平，谏议大夫王珪提出建议：“选拔正直善良的人，如果判案准确，就增加他们的俸禄和赏赐。”

周朝官员断案，会征求三槐、九棘等官员（即三公九卿）的意见，太宗也借鉴古人断案的方法，改善本朝律法。他规定，判了死刑等案件，必须由中书、门下省的四品以上高官和尚书、九卿一同商议，避免造成冤狱。太宗的举措发挥了重要效用，四年之内，整个唐朝被判处死刑的人只有29人，刑法几乎被搁置不用。

为了让法律的施行更加谨慎，太宗还确立了“五复奏”的报审程序。这一改革，源于贞观五年张蕴古的案件。相州有个名叫李好德的人，患有疯癫病，经常口出狂言，被太宗下令治罪。大理寺丞张蕴古为此上奏：“李好德的确患疯癫病，按律不应治罪。”于是，太宗同意从宽判案。张蕴古却私下把圣意转达给李好德，并和他玩起赌博游戏。这件事经官员弹劾，太宗在盛怒之下，将他斩首。

事后，太宗却懊悔不已。他认为张蕴古虽然罪状严重，却罪不致死，只是一时愤怒才下令处死。他立刻下诏：“凡是死刑案件，即使下令立刻处决，也要经过五次复奏。”即处斩死囚之前，官员必须向皇帝奏报五次，得到皇帝的批准后才能执行。在唐朝以前，死刑案件只需“三复奏”，从太宗开始，扩展到五次。可见太宗为了避免错杀无辜，将律法完善得更为人性化。

当然，仁慈的皇帝也是很有威严的，太宗对待囚徒并不是一味地宽赦。贞观九年，在唐和吐谷浑之战中，武将高甑生因违抗调度，不满统帅李靖的责备而诬告其谋反。太宗查明真相后，将他流放到边远地区。有人为高甑生求情，说他是秦王府旧将，是老功臣，希望太宗赦免他的过错。

太宗却认为，高甑生在秦王府效力，确实不应该忘记他的功劳。但是治国守法，必须统一标准。他说：“如果我今天赦免他，就等于开了侥幸之路。当初起兵太原时，参战的人很多，如果他得以免罪，那谁会不存侥幸之想呢？”一旦开了功臣免罪的先河，功臣们就会恃宠而骄，倚仗军功胡作非为，因而太宗坚持原先的判决，不予赦免。

到了贞观十六年，太宗还时常询问司法部门。听到官员们都说当今的刑罚远比前代宽大，他却说：“我仍然担心主管断案的官员以杀人为公，沽名钓誉，通过危害别人来抬高自己的地位。现在我所担心的就在于此！应当严加禁止，刑法一定以宽平为要。”

太宗对刑法的态度，可用“宽仁为法、慎行刑狱”八字概括，他这样做，正是出于对个体生命的重视和珍惜。（未完，待续）@*＃

（参考资料：《贞观政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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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愉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