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狱中的一封信:我已别无选择
结束三年牢狱之灾,重返社会。满怀重生的希望,希望却很快破灭。八九的热血,尚在周身荡漾,满眼却是纸醉金迷的现实和醉生梦死的人群。无法融入这个酒池肉林的时代,无法适应这个铜臭熏天的社会。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这是每当我被朋友们推入歌舞厅时,心底升起的唯一感受。信件受检查,电话遭窃听,行走被跟踪,另加每月被公安约谈。这,就是九十年代,走出监狱的我,在中国的基本生存状态。
偷渡 一枚邮票带来的厄运
我再次入狱,几乎是命中注定。在我获得自由的那一年间,曾返四川探亲。有一天,在成都,我站在九眼桥上等人。一位算命先生走上来,连声唤着:“绅士!绅士!”执意要为我算命。我漫不经心地说,如果你能说出我的过去,就让你算我的未来。他只说出两句话,便让我惊异。
“你小的时候,双亲之一早逝。”他端详了我的面孔、并看了我的手掌之后,说。“你曾经坐过牢。”他又说。我认真打量这个身材奇矮、着装古怪的算命先生,让他推算我的未来。“如果不小心,你还会再坐一次牢。”这位身着齐脚灰色长大衣的算命先生,撂下这么一句。
果然。回到广州,我一边在外资企业工作,私下里,一边继续推广民主理想,常常向朋友传送境外杂志与书籍。于是多次遭到公安局传讯。“绝不能束手就擒。”在又一次传讯结束后,我决定吸取几年前的教训,随时动身逃亡。
适逢前广州学运领袖于世文、陈卫夫妇南下广州会面。旧友重逢,不胜欣慰。就像有说不完的话,彻夜倾谈。分析国内外形势、以及自身受困而难有作为的处境,我谈到偷渡香港、投奔自由的打算,建议他们跟我一道走。两人经过一番犹豫,最终接受我的建议,说不妨试一试。
我们分头出发,先是在广州市区来回穿梭。终于甩掉跟踪的便衣特务后,我挤上一部长途公共汽车,直奔海边。在一个边远小城,按约定,我与于世文和陈卫再度会合。
我们打听到一处偏僻渔港,在那里,只要付费给船主,几乎每晚都有渔船或快艇将大陆偷渡客偷运到香港。这些偷渡客,主要到香港打工。我们搭上一只被称为“大飞”的快艇。这艘“大飞”在海面上飞来飞去,有时能听见子弹擦艇而过的呼啸声。最终,“大飞”躲开了大陆巡警船,于夜半时分靠岸香港。
然而,前门脱虎,后门遇狼。倒霉的是,我们竟中了船老大的套。“大飞”靠拢香港一处海滩,船老大对我们低声喊:“到了,到了,赶紧下去!”夜色中,我们三人匆忙下到一处岩石滩,“大飞”却掉转头,载着其他人,飞驶而去。后来,我们才明白,船老大把我们三人当成了吸引香港警察的诱饵,抛出我们后,却载着包括他们亲友在内的同乡,到另一处海滩登陆。他们的目的,是到香港打黑工。
不意沦为诱饵的我们,一上岸,就落入香港警察之手。在一处陡峭的岩壁上,我们徒手攀援而上,然而,刚刚攀上岩壁之顶,就有几束雪亮的手电筒光照射过来,我们一时睁不开眼睛。“莫动!”一群港警包围我们,并喊道。
我们被港警带到香港入境处的拘留中心,位于一个叫做新屋岭的山头。我用娴熟的广东话向港方解释我们的背景和处境,希望获得政治庇护。但几天后,同其他偷渡客一道,我们被遣返中国内地。当我发现港警并没有归还我的身份证件等重要物品时,满载偷渡客的黑色箱型车,已经进入广东地界。
八九民运与六四镇压才过了四年,时过境迁,我们,当年的民运领袖,在尚未回归的香港,竟成了“不受欢迎的中国人”!
在一处收容站,我同其他偷渡客一样,向大陆警察交付了罚金,便自行离去。那一晚,大雨滂沱,我踩着齐腿肚的深水,寻找容身之所。惦记着被关在另一所收容所的于世文和陈卫,我急忙托朋友营救。万幸的是,未几,于世文与陈卫已经自行脱困。
这次偷渡行动,开始并未被中共当局察觉。但我决心再去香港,至少要索回我的重要身份文件,包括身份证、从前的判决书、以及一枚纪念六四的珍贵邮票。我记得,到达新屋岭的那一晚,一位检查我随身物品的港警突然大喊一声:“看,这就是那枚邮票!”众多官员和警员便围了上去,争相围观。
原来,1992年,中国发行第二十五届奥运会纪念邮票。其中一枚邮票,引发轩然大波。邮票上,有几位奔跑的运动员,前排三名运动员身上的数字,分别为64、9、17(这个17,书写得更像中文大写字八),倒过来念,就是八964,而“倒念”二字,在中文里,又是“悼念”二字的谐音,于是成为“悼念八九六四”;而在邮票的左侧,还有一个红色的人影,融化在红色背景里,被解读为流淌鲜血的画面。这枚邮票,在发行到一万枚的时候,忽然被当局叫停并禁止,据说邮票设计者也遭逮捕。于是,这一万枚流入民间而无法收回的邮票,成为海内外华人争相收藏的珍品。
一位从前的学生秘赠我一枚,留作纪念。没想到,这枚邮票,竟为我带来意想不到的厄运,不测之祸。中国有成语: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贪婪,人性中的恶,无处不在。可以断定,香港入境处的官员或警员们,或其中某位官员、某位警员,暗生贪心邪念,为私吞这枚珍贵的邮票,竟然藏匿了我的全部身份文件(邮票与身份文件都被收存在一起),并不顾我们三人的险境,执意将我们逐回中国,以绝后患。
香港入境处没想到,一段时间后,我会再度偷渡香港,上门向他们索要我的身份文件和邮票。他们矢口否认,反指我已经签名领走文件,而那个签名,是临走前在他们紧急催促、并不知底细的情况下匆忙签下的,以为只是离开那里的手续,且并未被告知遣返中国。
香港入境处再度将我遣返广东省。遣返前,仍旧不告知去处。我问:“送我去哪里?”一名肥胖港警眨巴着一对眯缝眼,狡黠地回答:“送你去美国!”我照例被推入一辆黑色箱型车,夹杂在几十名普通偷渡客中,直接遣返中国。那一句兼具讽刺性和侮辱性的话,足以让我记取一生,成为逆境中,激励我自强不息的警句之一。真正的男子汉,奋发自屈辱。
(选自 香港开放出版社《不受欢迎的中国人》附录:我的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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