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事件”，国际上流行的这一定义，指1989年的中国民主运动、及其被中国政府镇压的结局。在中国民间，包括海外华人中，这一事件，被称为“八九民运”；又称“六四事件”或“六四屠杀”。中国官方，最先称这一事件为“反革命暴乱”，后来又淡化地称之为“发生在1989年的政治风波”。

八九民运的中心，在中国首都北京，尤其北京的中心天安门广场。在那里，成百万学生和市民的示威，吸引了众多国际媒体聚焦。中国其他城市的民众抗议，虽较少得到国际媒体关注，却都是八九民运的组成部分。实际上，八九民运，发生在全中国三百多个城市。1989年春夏之交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在中国各地，都有大量民众上街示威、游行、请愿，要求当局顺应民心，启动民主改革。

初到金钱广州 独自传播民主

1987年夏天，我从上海同济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所谓“分配”，指政府的安排，但那一分配，也符合我的意愿。潜在的，我有一个浪漫的政治抱负：在经历了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之后，再进入首都北京，才算履历圆满。同时，我还觉得，自己肩负一份尚未完成的使命：八六学潮未尽的民主运动。

广州，是广东省省会，号称中国的“南大门”。邓小平时代的经济改革，从广东省开始，在该省设立了两个经济特区，深圳与珠海，分别比邻香港与澳门。外资从香港引入深圳，再经由广州，进入中国腹地，撑起中国的初步繁荣。

“广州只有商业，没有政治。” “广州人只认钱，别的什么都不认。”我到达广州之初，当地人听我谈民主，往往不以为然地一笑，做世故的精明状，如是对我说。放眼广州，果然商风弥漫，几乎全民皆商，一切向钱看。商业广州，金钱广州。然而，我并不甘心，也并不放弃。教书之余，独自传播民主。积极奔走，广结人缘。

“你不要跟我谈政治，我对政治不感兴趣。”一位就读中山大学、名叫陈卫的女学生，见到我的第一次，也这样直白的对我宣告。然而，不久，这位美貌而大气的女大学生，却成为民主运动的积极分子。随后，在1989年的抗议活动中，她成长为广州头号学生领袖。

建立文化沙龙 筹备八九民运

就这样，凭借理想、热情和耐心，我影响了一个又一个像陈卫这样的大学生和知识份子。到1988年夏天，我建立的朋友圈，开始讨论要做什么。我提示：1989年，将是一个重要的年份，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五四”运动七十周年、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围绕这些纪念日，我们应该组织游行示威，呼吁政治改革，促进中国民主化。

于是，瞄准1989年民主运动的准备工作就此展开。“每周文化沙龙”是我们建立的第一个阵地。那是1989年1月，在中山大学，我们开始公开举行校园聚会，探讨民主价值和中国未来，我指定陈卫为沙龙主持人。参加讨论的学生，从最初的寥寥无几，每周增加，越聚越多，以至于，到了后来，把一间梯形大教室挤得内外爆满，水泄不通。

曾被讥讽为“文化沙漠”的中山大学，仿佛被我引进了绿洲，空气发生变化，校园活跃起来，民主，成为日渐流行的话题。在那样的气氛下，即便北京不出大事，新一轮学潮将注定会在广州上演。

安全部特务 混进民运圈子

“原来你就是陈破空！”这年三月间的一天，在广州三寓宾馆，一位姓李的男士对我喊道。我与一位记者朋友见面，该记者向我介绍这个人，在广东省委工作的秘书。握手间，这位李姓秘书便惊呼起来。接着，他压低嗓音告诉我：“省委有一份内部文件，说你准备在广州发动学潮。”

我心下一惊。当即明白，在我发展的朋友圈子里，混进了安全部特务。虽公开主办文化沙龙，但筹办学潮，却是在较小范围内秘密进行。但一时无法判断，究竟谁是特务。随后，怪事越来越频繁地发生。每当一次学潮筹备会议结束，往往在第二天，参加会议的学运骨干，就被他们所在系的系领导（中共安插在各大学的中层官员）找去谈话，予以劝诫：“不要闹事”。显然，有人告密。

我找来靠得住的学生骨干，商量出一个办法：让不同的人参加不同的会议，并让不同的人去通知，看看哪一份名单会泄密。这个办法果然奏效，很快发现，一个名叫陈永潮的化学系研究生，就是告密者。后来更了解到，此人早就加入了国家安全部，专门接近校园里的活跃份子。由于他的出卖，参与早期筹备的学运骨干，几乎都被当局掌握。

（选自 香港开放出版社《不受欢迎的中国人》附录：我的中国故事）@

责任编辑：谢秀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