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11年07月20日讯】2011年对于全世界的华人都是一个很特别的年份，因为百年来国家民族都经历了很大的变迁，人民也经历了很多的灾难，数百万、数千万同胞死于几场他们不明所以的“革命”之中，尤其是生活在大陆的十几亿同胞至今还在独裁专制的压榨之下，于是大家都很自然地就回想起百年前那场结束了二千多年封建帝皇制度的辛亥革命，遗憾的是海峡两岸国共两党长期执政至今未有一部客观公正周详的《民国史》，海外传媒报导说中国学者研究民国史还得依靠美国、英国、日本甚至前苏联的著作，高价向他们购买资料(1)，于是，民间在隆重纪念这场革命的同时，对它也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更深入的研究。希望能探索出在新的历史环境下中国走向民主富强的道路。
史学界公认研究历史必须体会历史人物所处的历史场境才能真正得出中肯的结论，不能拿外国的或者现时现地的标准去要求他，否则难免流于荒诞。
这种方法论古来有之，先贤孟子就强调“知人论世”，强调站在古人站在当事人的立场去设想去体会，不苛求古人，不溢美不隐恶。一九三○年，陈寅恪先生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写下这样一段话: “凡着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 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暸解之同情,始能批 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这就是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著名的“了解之同情”论。海外学界对此解释说“历史研究中在材料不足的情况下，对历史事件和人物作出想像和内心的深刻体会，与古人站在同一情境中，才能感同身受，深刻地理解历史事件和人物；只有与历史人物有着同样的情感，才能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的真实。”(2) 基于此，陈寅恪在解释自己出身晚清显赫世家却不治清史时曾说，正因为自己身世与清史有太多牵扯关联，所以才不治清史，以免个人的感情因素影响史家判断。”(3)
笔者非史学家，甚至与史学沾不上边，只是有心为推动中国民主略献绵力。近年来有兴趣收集和研究辛亥革命及民国史，是因为先祖父容伯挺很深地卷入了这段历史：不但亲身参加了这场革命，革命成功后还为建立中国的议会政治和民主宪政竭尽全力，并为此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笔者自问当然远没有陈寅恪先生那样的学识和襟怀，研究民国史只是出于好奇和兴趣，但我愿学习陈寅恪先生尽可能做到不带任何个人感情色彩。在此只想说一些很初步的心得供大家研究和批评。
综合各方资料：先祖父容伯挺(1886-1923)，广东新会人，早年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1912年回国，担任同盟会广东分会会计员兼书记员。1913年1月26日，同盟会广东分会易名国民党广东支部大会在广州东堤广舞台开幕，到会者一万二千人，由容伯挺主持，容允慎(人名)任书记，宣布易名理由，胡汉民、陈炯明等发表演说。选举结果胡汉民为首任国民党广东省支部长，容伯挺为总务主任，广东支部会计员兼书记员，胡汉民副手。同期，各省议会成立，容伯挺当选广东省议会首席议员，代理议长。孙中山让位袁世凯后，各省议会要求参与总统选举， 广东省议会向各省发出通电倡议成立省议会联合会，每省派两名代表齐集天津开会。4月27日宣布成立“中华民国省议会联合会 ”，发表宣言“以联合各省 ，代表民意，求得真正共和，作国会后盾。”在北京袁世凯眼皮下通电反袁，受到天津当局冯国璋的迫害，逮捕“联合会紧要人物容伯挺”(4)。国民党机关报《民谊》立即撰文抨击袁世凯，国民党上海交通部极力营救，才得以获释，迁至上海继续开会。5月16日，会议推举河北王建中、广东容伯挺为正副会长，魏勋为书记长，联衔向日本天皇发出劝告中止借款的书信。并再次发表反袁宣言，要求英法等五国政府，不承认袁世凯违法借款……。1915年初，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李大钊等在东京发起组织反袁秘密团体中华学会，湖南留日学生林伯渠、易像(著名戏剧家，义勇军进行曲作词人田汉的舅父，不久后在湖南被军阀杀害——笔者注)等发起组织反袁团体乙卯学会。同年，容伯挺二次赴日，两学会于1916年1月合并，改名为神州学会，会员一百余人，推李大钊为评议长，容伯挺、林伯渠和易像三人为干事(5)。之前，1915年10月10日，政学系谷钟秀、杨永泰创办机关报《中华新报》，1916年容伯挺回国，被委任为社长兼主笔。是年冬，蔡锷在云南起义，《中华新报》特辟“护国军纪事”专栏详细报导护国战争消息。护国军在广东肇庆成立军务院，岑春□任总司令，委任梁启超、章士钊、容伯挺等任参议，容兼秘书厅秘书，襄助讨袁军务。袁世凯倒台后，容伯挺任广东省府顾问、省长公署公布所所长、财政厅参议、印刷局局长，仍兼政学会机关报《广东中华新报》社长和主笔(8)。1920年底，粤军陈炯明回师驱桂，容伯挺逃亡日本，1923年春潜回广州，被密探发现，5月18日吴铁城将容伯挺拘捕并将其杀害(9)。民国九年春，滇军主力落入倾向孙中山的李烈钧手中。同年八月又发生了陈炯明“漳州回师”。孙中山和他的国民党激进派重回广州掌握军政府。李根源、杨永泰等离开广东前往北京。唐德刚《政学系探源》一文说：“盖中山于民国十二年初驱逐陈炯明，重组大元帅府之后，广州已是与政学系有旧怨 的清一色孙系人物。他们绝不许政学系人物来广州作祟。加以这时中山已实行“联俄容共”。年轻的一辈更把政学系看成北洋军阀的帮凶，是反革命分子”。至民国十二年(1923年)，因陈炯明与孙中山政见不同，炮轰观音山，孙中山令滇桂军回师讨陈，因滇军先入城在广州鱼肉百姓，不得人心，容伯挺为桂军沈鸿英部参议而被杀(8)。除此之外，我祖父之死因政学系之故，还可见证于文史资料佚名《杨永泰其人》一文：“迨陈炯明回师驱逐桂系，杨随之下台外逃。其留粤亲杨分子多遭危害，如广州《中华新报》经理容伯挺，因与杨关系密切，即被吴铁城不加审讯而枪杀了。”
03年８月，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在纽约唐人街的一间华人书店里看见一本新出版的书，书名是《近代广东的政党、社会、国家——中国国民党及其党国体制的形成过程》，作者是日本人深町英夫先生，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文库》丛书之一。我无意中翻阅这本书，却赫然发现书中多处提到我的祖父容伯挺，于是，我当即购下这本书回家慢慢细看。
小时候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父母亲对所谓“有问题”的亲戚朋友都绝口不提，以免惹祸上身，包括早已逝去的祖父容伯挺。我只记得，大约是在我读初中的时候，有一天，伯父一家和我们一家大大小小十几二十人一起到酒楼吃饭，伯父和父亲都显得十分高兴，父亲告诉我说是因为在报纸上看到杀父仇人吴铁城在台湾去世，所以我们一起出来庆祝。其后许多年，隐约听说祖父早年留学日本，认识孙中山先生，参加辛亥革命，回国后当过广东省议会的代议长，并且办了一份报纸。后来由于军阀混战，陈炯明背叛孙中山，祖父不及走避，被吴铁城抓去枪毙(我后来查到的资料却说吴铁城借口我祖父“助逆”)，吴铁城当时是广州公安局长，后来在国民党里当了大官，做过国民党的中常委和上海特别市市长，最后逃到台湾。祖父死时才只有三十七岁，而父亲当时只有九岁、伯父十二岁。
对祖父知道得更多一些，是在几十年以后，父母都不在了，根据深町英夫先生书中提到的索引，在图书馆、博物馆和网站上才查到了很多祖父容伯挺的资料。祖父去世八十年以后，我在远离他去世的地方，在大洋彼岸从一个日本人的著作里才有机会认识连我父亲都不知道的祖父的历史，我觉得这是不正常的。 中国人不能在自己的国家从中国人自己的著作里认识中国的历史，反而要在别人的国家从外国人的著作里认识中国历史，这不但是我一个人的悲哀，也是一个民族的悲哀。
然而，时代毕竟在变化着，社会在进步中，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文革后又重新开展了辛亥革命的研究。或许是沾了李大钊、杨匏安(1896-1931，广东香山人，留日学生，与李同为中共早期马克思主义宣传者——笔者注)的光，近年来不断看到提及我祖父容伯挺和他的《广东中华新报》的研究资料，学者们提供了很多历史事件的细节，让我们得以客观全面地了解这场民族民主革命。其中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坚、广东警官学院法律系副教授、史学博士沈晓敏先生著作尤丰，为广东辛亥革命史以及共产革命史研究作出了很大贡献。
自从开始收集资料研究广东民国史，想知道为何祖父会被党政资历地位均低于他的吴铁城处死？可一直找不到答案，我始终不明白的是，1923年滇军杨希闵、刘震寰以及桂军沈鸿英均是奉孙中山令入粤讨陈，为何吴铁城可以借口我祖父为沈鸿英军中策划成“助逆”而杀害？这段历史真是扑朔迷离。于是我请教中山大学历史系李坚教授，李教授告诉我：祖父容伯挺死因是“政学系”之故，并介绍我参阅好些历史资料。直至我看到唐德刚先生《政学系探源》(以下简称“唐文”)、雷啸岑先生《政学系与现代中国政局》(以下简称“雷文”)，才令我对祖父的死因有了较明白的了解：原来祖父是死于“党争”(即共产党所说的“路线斗争”)。我原来一直以为祖父在日本留学时己结识孙中山先生参加同盟会，在孙中山先生亲自主持成立的同盟会广东分会和国民党广东分部中担任要职，想不到结果竟是被“拥孙派”所杀！
故我第一个心得体会是中国历经数千年绵长的封建专制统治，整个国家社会完全被暴力和权力所征服，从来都是“杀人头”(武力征服一切) 而不是“数人头”(从未有过普选和议会政治)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完全没有半点西方政治那种和平协商和妥协包容的传统和习惯。相比之下，中国的政治实在是太残酷和血腥了！也可说完全没有西方政治的文明；只有“中国特色”的野蛮和暴戾。特别是当时数千年的封建社会刚刚解体，资产阶级民主社会新秩序还未能建立，一切都处在混乱之中。这时候，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封建仇杀行为，在全体中国人，即使是所谓“革命者”中的影响就肆无忌惮地表现出来，庄严的政治舞台居然成了杀戮战场，我的祖父不幸就成了这种封建仇杀的受害者。杀人者有军阀、国民党；共产党也深受其影响，在革命的过程中不断地用肉体消灭的办法对付不同意见者。正如张国焘先生在《我的回忆》一书中所说：“……这表现了中国政治人物缺乏民主素养，动辄以枪毙和暗杀手段对付反对者”。若国人不彻底改变这种“枪杆子里出政权”崇尚武力的恶习和野蛮的政治生态，中国就永无民主宪政之日。
原来“政学系”起因是民国成立后，宋教仁、黄兴等主张议会斗争“动口不动手”，不同于孙中山另组中华革命党主张武力推翻北洋政府，当时得到大多数国民党员的支持。于是旧国会议员中老同盟会员、国民党员组成“宪政研究会”，全盛时拥有二百六十多名成员。本来完全有可能成为中国从此走向西方式宪政民主的重要力量，可惜却在军阀和“革命营垒”的双重扼杀下挟带着中国民主化的曙光希望被扑杀于无形。有关这段历史及“政学系”起源、初期活动先请看唐德刚先生《政学系探源》(以下简称“唐文”) 一段：
讨论‘政学系’似应从“同盟会”谈起：“同盟会”原是一九○五年 （清光绪三十一年，乙巳）夏季，中国革命分子在东京所组织的革命大同盟。盖斯时中国留日学生共有两万多人。真正读书的人虽然不多，但是谈革命却是一时的风 气；革命的小团体如雨后春笋，个别的革命家更不计其数。大家都认为有联合组织之必要，刚好孙中山在伦敦蒙难之后，在这一年载誉东归，成为国际新闻人物，大 家乃公推中山为首于一九○五年七月三十日正式在东京成立同盟会。
虽然同盟会当时的誓辞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但 是盟员一致服膺的共同信念却只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最多也只到“建立民国”为止。因此，同盟会虽然是中国革命史上最“革命”的一个团体，但是一旦“民国成立”了，奋斗目标消失，革命精神便再也打不起来了。
所谓“民国”这一概念，在当时的解释便是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是个“共和政体”──有总统、内阁，和上下两院──就够了。有才识的政治家，和善于纵横捭阖的政客，都应集中到“国会”里去动口不动手。因此民国一旦成立，同盟会便“盟”而不“同”了。当宋教仁、黄兴一班人正式把同盟会改为国民党，以便在国会内以“政党”姿态出现从事政争时，另一干与宋、黄不合的盟员如章太炎等，便另行 组党，甚至与前保皇党蜕变为北京政府中的政党──进步党等携手在国会之内与国民党对抗了。同盟会这分裂非关本题，权且按下不表。
再看这以 宋、黄为首的新国民党，其内部也发生了细部分裂，形成激进与稳健两派。激进派以孙文为首，主张把革命进行到底，决不与北洋派并存；稳健派则以宋教仁为首， 主张政党政治，通过国会，掌握政权。这一派在民国元、二年间是国民党的多数。因此，宋教仁占尽锋头；孙中山反而受到冷落了。可是，在民国二年（一九一三） 二月二十日宋教仁遇刺，接着国民党举兵讨袁（所谓“二次革命”）之后，国民党内激进派，又振振有词。孙中山因而在日本又把政党形式的国民党，改组以一人为中心 的“中华革命党”。并于民国三年六月在东京正式成立。
这时以国民党占多数的国会已被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也成了非法组织，因而党内稳健 与激进两派领袖同时在海外流浪。但是这两派的作风却大有不同。例如民国四年初日本向袁世凯提出“廿一条”要求时，全国震动，稳健分子，则主张暂停反袁活 动，以便北京政府全力对日；而激进份子则不择手段，不惜暗中与日本联络共同对付袁氏。
由于这两派作风之不同，所以当中山改组国民党为中华 革命党时，稳健分子多不愿参加。民初的国民党中真可说是人才济济，但吾人试一翻“中华革命党”的盟书，便可知人才寥落得可怜。新党中的“知名人士”只是少 数奉中山为神圣的“死党”，如胡汉民、廖仲恺等人，且多半是与中山有乡谊的。其外为辛亥前后，头角峥嵘军政两界著名的领袖如黄兴等则多半不愿参加这一个只 服从个人的半封建形式的组织。武人中，原为辛亥军事中坚的所谓留日“士官系”的人物，简直有百分之九十拒绝参加。所以国民党的中坚人才，仍集中于稳健一派。
至民国五年袁世凯称帝，反袁各派在广东肇庆组织军务院，拥唐继尧、岑春□为首，整军预备讨袁。而在这项运动中，所参加而对桂系实力派发生重大影响的国民党人却又是以李根源（任副都参谋）为首的国民党稳健派。
迨 六月初袁氏暴卒，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恢复旧国会，国民党籍的稳健、激进两派复与前反袁的研究系一派合作，共有议员四百余人，谋成立一大政党。因于是年在九月 九日在北京合组‘宪政商榷会’作为当时段祺瑞内阁之反对党。而这一团体中又因背景与政见不同分为三派：（一）客庐派：以谷钟秀、张耀曾、王正廷等为首。拥 有群众二百六十余人，多为前国民党稳健份子，为“商榷会”中之主力。（二）丙辰俱乐部：以林森、居正、马君武等为首。多为前国民党激进派，后来加入“中华 革命党”者。（三）韬园派：多为前反袁之旧进步党人。未几谷钟秀、张耀曾二人因加入段祺瑞内阁的关系，乃率众脱离“宪政商榷会”并于是年十一月十九日自组 一政党，名之曰“政学会”。这个“政学会”便是本文所讨论的“政学系”的起源！所以概括言之，“政学系”与旧国民党稳健派实是一脉相承的。
不 过“政学会”虽以亲段起家，但是不久又走上反段的道路。因为“政学会”毕竟是有反北洋派历史的。它和国民党其他派系，尤其是中华革命党一系的“丙辰俱乐部”的渊源远深于它和段的关系。因此当民国六年“参战案”发生，段祺瑞因主张参加欧战，而招致国民党的激烈反对时，谷、张二人又受“丙辰俱乐部”的影响而去 职。国会内的政学会分子遂公开反段。迨张勋复辟之后，段祺瑞解散旧国会，另组“安福国会”，旧国会议员乃纷纷南下至广州组织“非常国会”，成立“军政府”’，并选孙中山为“大元帅”。政学会因地利人和之便，乃在西南政局上掀起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波澜，终于赶走了大元帅孙中山，为华南□赫一时的政治势力！
“雷文”则说：
政学系的来源：
政学系的原名是“政学会”，发源于美国，创于民国二年反抗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初时皆流亡日本东京，总理孙中山先生在东京改组为“中华革命 党”，鉴于过去组织松懈，纪律废弛之失，规定党员重新加入本党时，须加盖指模，宜誓绝对服从总理命令，有若军事部勒。克强先生不赞成加盖指模这件事，暂不 参加，但他不愿公然与孙总理立异，予世人以国民党内部分裂的观感，乃避往美国费城，仍从事反袁运动。黄氏赴美后，原在日本过着流亡生活的若干民党知名人士——特别是 军人如钮永建、李烈钧、李书城、陈炯明、柏文蔚、方声涛等，皆先后离日赴美，其他的民党文人——国会议员占大多数——亦纷纷前往新大陆，隐然唯克强先生的 马首是瞻。当时民党健者先烈陈英士（其美），曾自东京以长函致克强先生规劝，希望他莫与孙总理分道扬镳，黄氏则以本无立异的心思，个人暂居美洲不作分裂行 动，固无所谓也。
陆续到达美国的本党同志日多，必须有个随时集合，以交换意见的中心机构，时第一次欧洲大战方酣，黄氏乃创设“欧事研究会”，作为同志们的俱乐部。既而欧战 宣告终结——民国四年——会的名称不合时宜了，即改名“政学会”。越民国五年六月，袁世凯暴卒，旅居美国的党人相继归国，黄氏本人不久亦回到了上海，政学 会即无形解散了。
黎元洪继任总统后，首先明令恢复旧国会，一般国会议员为着争取现实的政治利益，分别组织小政团如“益友社”、“民友社”、“丙辰俱乐部”之类，纷纷成立， 互相角逐。原在美国参加过“政学会”的议员，即提出政学会这块旧招牌，以与诸政团抗衡。加入政学会的议员，都是旧国民党党员，而以广东杨永泰、湖南钟才 宏、直隶谷钟秀、江西汤漪、云南张耀曾、四川李为纶、湖北韩玉宸等为主干，活动得有声有色，但与黄克强先生毫无关系。国会以外的政界人士如李根源、章士钊 等，曾是海外的政学会会员，又与杨永泰私交甚笃，且于护国讨袁之役，同在广东肇庆军务院共事的旧谊，亦居于政学系领导阶层，而浙人黄郛素与杨永泰缔深交， 无形中成了政学会的高等顾问。此时的政学会，已经完全变了质，而在北洋政府之下，声势甚张，颇有左右政局的潜力，如民国九年北洋军第三师师长吴佩孚自衡阳 撤防北上，因而导致直皖战争之役，便系“政学会”干部钟才宏从中奔走游说而然的。
当 政学会在北京组织之初，谷钟秀实是要角。钟秀为直隶定州人。谷氏为该地巨室。谷门“钟”字辈兄弟早年赴日留学即加入同盟会。钟秀更是一位长于权术的领袖。 辛亥起义之初，十一省代表齐集武昌集议成立临时军政府，钟秀即以直隶咨议局代表参加，成为创立民国及共和政府的元勋之一。旋各省代表齐集南京成立参议院， 选孙文为临时大总统，钟秀仍为参院内直隶代表。迨南京参院迁往北京，钟秀竟当选为北京参议院全院委员长。嗣国会成立，乃改任众议员，与是时当选为众院全院 委员长之张耀曾相表里。
张耀曾云南人，日本帝大法科出身。亦系南京参议院的元勋。袁世凯死后，段祺瑞组阁，耀曾乃以众院全院委员长身份被 罗致为司法总长。迨政学会成立，谷、张二氏乃运用其政学系首领及两部总长的地位，纵横于直、皖两系军阀及国民党研究系两派政客之间，颇能展其所长。其后钟 秀且以同乡关系结交直系军人以掀起民国九年直皖之战，搞垮段祺瑞。
但是当民国六年非常国会在广州举行时，政学系领袖亦随之南移，并由李根 源、杨永泰二氏继起为中坚人物。李根源字印泉，号雪生，云南腾越厅人。清末赴日入士官（学校）留学，并于光绪丙午（一九○六）年在东京加入同盟会。返国后 任云南讲武堂监督三年，后升总办。因此后日滇军将领非其部属即其学生。贵为中共大元帅的朱德便是以四川人冒云南籍入昆明讲武堂作根源学生的。
辛亥革命云南独立，蔡锷为都督，根源任副都督。民国五年反袁之役，滇军为两广都司令部武力之中坚，根源便以滇军关系出任副都参谋，因此与老桂系的岑春□、陆 荣廷结下不解缘。袁氏死后，根源出任陕西省长。至民国六年反段护法战争发生，根源且实际掌握了驻粤滇军，与“非常国会”内政学系议员相表里，表面拥护孙中 山，而实际与两广实力派的地方军阀陆荣廷、陈炳焜合作，割据华南，与北京的段祺瑞和研究系相抗。李根源是一位才兼文武的人物。虽然生了一脸麻子，然自诩为 ‘智珠粒粒’，却也与事实相符。
不过根源虽然是政学系的实际领袖，却甚少正式露面，所以在当时非常国会内的政学系议员，则以‘南关五十号 ’的杨永泰为马首是瞻。杨永泰（畅卿）为广东茂名人，生于光绪六年（一八八○），小李根源四岁。以广东佬而毕业于北京汇文大学法科而从政。也是北京参议员 时代的元老。畅卿是一位案牍如流，有高度行政天才的人物，眼明手快；凡有人质疑问策，杨氏能于谈笑之间立拟上、中、下三策以对，无不妥切。他在广 东既享地利，又怀钜金，因此坐了政学系的二把交椅。
以这样两位纵横家，与拥兵十余万，占两省地盘的地方军阀相结纳，因而孙中山在广州只顶 了个‘大元帅’空衔而一筹莫展。但是中山的英雄本色，硬要搞他毫无本钱的‘护法运动’和‘非常国会’，便逐渐引起政学系和桂系驱孙之心了。民国七年四月广 州“军政府”终于在政学系暗地里策划划之下改组。孙中山被拉下“大元帅”的宝座，而代之以“七总裁”。桂系首领岑春□却被选为“主席总裁”。孙中山护法不成只好到上海去著书了。
笔者心得之二是尽管长期以来中国统治者从蒋介石的军政训政宪政到今天中共宣称“五不搞”，都一口咬定中国人口多、素质低不适宜实行民主宪政，其实不然，近百年前，中国己有一批拥护民主宪政的宪政派“政学系”他们己经在缺乏民主基础的中国勇敢地践行民主宪政和议会政治了。请看“唐文”两段：
民国八年夏季，杨畅卿又利用桂系和广东本地人的矛盾，而因缘取得广东省长。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时政学系在华南真 炙手可热。但是他们也知道搞政治，还须到北京去，广州终非久恋之乡。所以他们在广州一切做法，都是志在向北京作观望，以便卷土重来。不幸此时还有一批拥孙 的议员，真有志以广东为正统，要在非常国会内通过一部在北京便已开始拟定的宪法。政学系认为此风不可长。在畅卿一度策划之后，政学系小试牛刀，来个“总缺 席”，宪法会议便顿时流产了。这实是政学系以集体行动正式公开杯葛政敌的第一次。
当民国十二年十月曹锟贿选时，政学系遂为反曹的主力。在四百八十个投曹锟票的“猪仔”之中，政学系的领袖们皆不与焉。所以不论政学系的功过如何，这一点还是值得史学家赞扬的。不过“猪仔”们的灵魂，虽只值五千元一头，但是当议员还有不做 猪仔的自由，五千元光洋，受不受由你，而政学系诸公不但不受且敢捋虎须而公开反对，这都表示政学系这批领袖们，虽都是善于纵横捭阖的政客，但是他们也还有 相当操守，和相当独立的主张，为人处世有所为有所不为，这又岂是一味骂军阀时代一无可取的后世“委员”和“代表”们所可企及！？
盖中山于民国十二年初驱逐陈炯明，重组大元帅府之后，广州已是与政学系有旧怨 的清一色孙系人物。他们绝不许政学系人物来广州作祟。加以这时中山已实行“联俄容共”。年轻的一辈更把政学系看成北洋军阀的帮凶，是反革命分子。政学系领 袖们因而又作了投奔无门的丧家之犬。直至国民党于民国十六年“清党”之后，他们遂又在国民党下，生起根来。
在国民党掌握大陆政权的后期，派系纷立的局面之下，“政学系”实是炙手可热的最有力量的派系之一。在这些小派系中，“政学系”的资格也是最老的，因为国民党 当政时的派系，除它之外，其余全是一九二四年改组以后才产生的，而“政学系”却是一个“齿与党齐”的元老组织。但是他和另一个“元老组织”的西山派又有不同。虽然西山派的成员，都是“元老”，但西山派本身的组织却是一九二五年才出现的。再者西山派在一九二七年垮台之后，死灰也不再复燃，“新陈代谢”就更谈 不到了。它(“政学系”)虽然始则有形，继则无形，但是它自始至终却是一个颠扑不破的政治团体。抗战胜利初期，其中野心领袖们（据一位深知内幕老前辈告诉笔者），曾酝酿 组织新党掌握中央政权呢！
这一着虽未实现，而“政学系”在国民党及国民政府之内其力量至少可与另一有力派系的‘CC’相颉顽。
可 是CC系在许多方面却难与政学系相抗衡。盖CC系虽然干部遍天下，包办甚或把持了无数个政党小单位，但它却是个“有兵无将”的团体。它的散兵游勇，虽然到 处树敌惹忌，但是“大官”实少得可怜，就是陈立夫先生自己只在最后才做了几个月的立法院副院长。所以星象家如替CC系算个命，一定要说它缺乏‘正官正盈！
政 学系可就不然了。数数它的领袖们，可说内有宰辅，外有封疆。据国民党的传统说法，政学系的成员没有“简任”以下的小官。所以他是个“有将无兵”的团体。他 们只与高级的正敌，决胜于千里之外；而不在大学的学生宿舍，或小职员的公共食堂内，对人家横眉竖眼地表示特殊惹人讨厌。所以政学系给予一般人的印象便是这 一团体是一大批做大官、享厚禄的“治世能臣”的组织。事实上，自民初国会政治搞起，直至今日作“厨房内阁”为止，它在国民党内的影响较之其他任何派系实有 过之而无不及。
所以将来史学家如一秉春秋之笔来论断国民党的史实，如认为该党功在国族，则政学系实在应该“配享太庙”；相反的如果认为国 民党祸国殃民，罪在不赦，则政学系实在不能只算是“胁从”！但是政学系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这也是个有趣而值得研究的问题。不过要研究“政学系”可也不是 一件简单的事，它的历史、人物、组织、政治权术；它代表了什么利益；甚至它的“阶级性”都太复杂了。笔者也断不敢以“二手资料”冒昧来作一项“CaseStudy”，只想就书本知识，来一探这一派的起源，和它以往在国民党当政中所活动的大略而已。但愿我们沾“言论自由”的光，先为这个问题画个 轮廓，好让其他专家或“个中人”来以事实填补罢！
笔者心得之三是国共两党迄今仍以其“革命史观”去看待辛亥革命、民国史以及完全否定其中的“政学系”政治活动，中共官方将其定性为“反动政客”；国民党则称之为“北洋军阀帮凶”是不对的，因为这种史观完全属“政治治史”非“客观论史”。若站在世界历史向民主方向发展的观念看：今天台湾的政治也说明了：百年前宋教仁、黄兴等先辈所主张的议会政治确是一条正确的民主宪政之路，他们创建的“政学会”确是中国历史上顺乎世界潮流的民主政治组织，其中的许多人包括我祖父在内，虽然都是些官僚政客，但无可否认他们确是中国最早一批对民主宪政和议会政治有正确认识的政治家(“政客”一词在中文语境中是贬意词，可是在英文语境中却是与“政治家” 同一词为Politician，是个中性词，即以政治为职业的人，他们对世上各种政治制度有比其他人更多的了解和更深的研究就不足为奇了，绝不可因为他们是“政客”就否定他们的政治主张，他们当年反对暴力革命、主张议会斗争“动口不动手”、实行欧美式民主宪政，至今仍有巨大的现实意义，仍然是我们中华民族孜孜追求的普世价值和崇高目标) ，对此，“唐文”评论说：(请注意对“武断而肤浅”的共产党及其“阶级斗争”史观的批评)
由前文 所述，吾人可知“政学系”原为民国初年，北京国会内议员们所组织的一个政团。这种政团实是民主国家国会形成期间所共有的现象。美国国会成立之初，政见不同 的两位领袖杰弗逊、汉密尔顿二人便各自纠集党羽，在国会内形成两个政团，而开美国两党制之先河。政学系早年的领袖，亦均一时之选，在国会内集合同志，组织 一政团，本是很自然的事。
不过大凡一个民主政团，必有其代表性。美国早期的杰弗逊集团所代表的是小农、小手工业者和负债阶级。他认为“中 国的小农制”应被视为美国农村建设的目标。他们主张把“工厂放在欧洲”以免资本家和大商人，混到美国农村社会来作恶。汉密尔顿则是代表新兴的工商业和债主 阶级。他们憎恨所谓群众。所以汉密尔顿说“群众是野兽”。这是美国革命后所自然形成的两种社会力量，因而在国会内，形成了两个政团来代表他们。
试 问我们所讨论这个“政学系”代表当时中国社会上什么一种利益呢？回答这一问题，只有武断而肤浅的共产党人，才敢胡说。好学深思的社会科学家，就未便信口开 河。因为一个政党如果代表某个阶级或某种社会力量，其方式只有两种，一是某政党的成员是某阶级产生的；二是先有恶势力的组织，然后与某阶级勾结以取得援 助。所以它的政策与作风是有其赓续性。吾人如检讨政学系，便发现他们并不如此。不特此也，就是当时最反动的“交通系”，较保守的“研究系”和最激烈的“中 华革命党”，乃至南北各派军阀，都不代表任何社会力量，任何阶级，或任何帝国主义的利益。
大陆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先生《辛亥革命是对法国大革命的超越》说：
“晚清十几年的立宪运动发展走的是精英政治路线,人民只是给一张选票,给这 些政治精英合法的权力,并不是让人民都介入政治。而孙中山和后来的革命者都是动员人民。政治不能这么玩,政治永远都应该是职业政治家手里面的东西,但是职 业政治家的合法性来源于人民投票。……应该相信人民的判断。就是选上了一个坏人,人民仍然有办法把他选下来。而 且中国当时走的精英政治路线,人民选的就是咨议局议员,并不需要人民去一人一票选大总统。我们当时走的代议制,和美国的制度有很多的相似性。只要是真诚的 代议制,真正的代议制,在基层放开权力就行了。
笔者心得之四是民初最有机会走上欧美式西方民主议会政治之途半途夭折，“政学系”走民主宪政议会政治道路的理想末能实现，主要原因在于缺乏民意基础，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向何处发展最根本取决于人心所向及客观环境，虽然政治精英分子找到了一条正确的路，可是整个国家缺乏民主基础，没有实行议会政治的条件，要走上民主宪政的道路仍只是空想。请看“唐文”对此的评论：
不过吾人可不要小视民初那些议员，尤其“政 学系”那批政客。他们当初都是“许身革命”的志士。“驱除鞑虏”、“建立民国”，他们都有过汗马功劳。他们不是只知举手喊万岁的“猪仔”，而却是够得上与“‘中山先生”、“克强先生”称兄道弟的特立独行的人物。处于民初混乱的局面下，生存上对职业的要求；道义上对国家的责任感；加以性情上又是“不甘寂寞” （否则当初也不会去搞革命），在在都迫使他门非搞政治不可。但是搞政治又代表不了任何社会力量和阶级；在上又没有一个“睿智天纵”的“圣主”可以去效忠。 袁世凯、段祺瑞一批武夫，又远非这些以“政治家”自命，而确有“济世之才”的人物所能甘心低首的。四处不着边际之时，他们的行动就只受两种力量支配了。第 一是个人切身的利害；第二便是个人的政治信仰。
若论政治信仰，则他们都是搞“驱除鞑虏、建立民国”起家的。 他们都是时代的产儿，跳不开时代所给予他们的观念。这一时代有为有守的人都认为议会式的民主政治，是“民国”的最高原则。他们反对过满清大皇帝，也反对过 洪宪新皇帝。对孙文要改变的民主基础来“慎施命令”的寡头作风，他们也照样不能接受。
论起切身利害来，那他们都脱离不了中国士大夫“学而优则仕”的老传统。在公则辅翼圣主，福 国利民；在私则荣宗耀祖，升官发财。所以政学系里面的分子，最大的政治欲望则是内阁总理，和各部总长，或外放作巡按史、民政长。他们之间没有想做皇帝的 人。因为“自古帝王多无赖”，他们都是书生出生，还未下流到“无赖”的程度。
要之，人类社会的政治制度不外两 端。一系自上而下的极权政治。人民之福端赖圣主明君之施与。另一则为近代的自下而上的民主政治，一切取决于人民之投票。我国早期政学系之可悲，便是他们生存在一个上不沾天、下不着地的非牛非马的政治制度中。“政学系”内的一批政客，都可说是“治世之能臣”，圣明在上，他们都可辅翼天子，调理阴阳，可惜他们 迟生了数百年。再说，如果中国当时民主政治有基础，他们也可代表阶级利益，作民主党魁，哗众取宠。不幸他们又早生数十年，甚或数百年，终至长才不遇而沦为 一官僚政客的政治集团，在岑春□、黎元洪、冯玉祥之间讨饭吃，本来也实够惨了，直至国民党北伐完成，“国会”一去不复返，这一批“政学系”内的职业官僚， 难免就更是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而另谋职业之道了。
虽说中国当时没有民主基础，他们无法施展抢抱负，实现民主宪政的理想，唐德刚先生说他们“不幸早生了数十年乃至数百年”，但我始终相信，“江山代有人材出”和八十年、一百年前相比，今天全世界的民主潮流更加势不可挡，中国人民的民主意识民主诉求都空前高涨，一定会涌现出更多民主宪政派的志仕仁人，我们古老而宠大的祖国总有一天会融入世界民主文明的潮流，实现几代人的民主宪政梦想。
不错，民主宪政、议会政治需要民主基础，其中包括国民的民主素质。我们羡慕欧美国家的人民能享受民主宪政，羡慕他们国民的民主素质，但是，这一切都不是与生俱来或从天上掉下来的，这些国家也是从中世纪的封建社会演变而来的，他们今天所享有的民主宪政是他们努力争取得来的，今天能发展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也是他们勇于实践，一次一次的“民主演练”而得到的结果。所以我们中国人想拥有如他们一样的民主宪政就一定得像他们一样努力去争取去演练！事实上，我们并非完全没有机会，也并非完全没有践行演练过，清未民初就是一次很好的机会和演练。请看大陆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先生《辛亥革命是对法国大革命的超越》所说：“孙 中山多次讲到,要提高人民的素质,要教人民怎么开会,怎么投票,怎么选举。1894年的时候,中国人确实不知道怎么开会,但是到了1912年的时候,中国 人太知道怎么开会了,因为有了十几年的民主宪政的训练。
所以说,辛亥革命是对法国大革命的超越。
因为这场革命不仅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而且避免了内战和血腥。我认为这是中国智慧的最高体现,合乎人民的根本利益。”
今天，中国人民的民主演练在台湾还在继续进行着，而且一次比一次成功，全民受到很大的锻炼，民主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在在都说明了我们中国人绝非天生不配搞民主，绝非世世代代都要受专制奴役，百年前我们的先辈己经尝试过了践行过了，今后也一定会有真正实现和践行的机会。我们至今还被世界上最强有力最野蛮的独裁专制政权统治着，这是我们的不幸，但是将来也可能成为我们的骄傲和荣耀，因为我们有机会和这个最强大的专制政权较量，亲手去埋葬他们，不论对中国人民还是对世界人民都是最大的贡献，在世界历史上都是最光辉的一笔！
为此笔者呼吁海峡两岸以至海内外学者继续唐德刚先生、雷啸岑先生等对“政学系”的研究，给予正面的评价，摘掉其不实的“(反动)政客”(中共方面) ；“北洋军阀帮凶”(台湾方面) 的帽子，还原其“中国最早提倡并践行民主宪政及议会政治的政治组织”本来面目，让中国漫长艰难的民主之路有一个方向，让后来者有一个敬仰和效仿的榜样，全中国的民主宪政及议会政治才有实现梦想的一天。
注 (1) 雾满栏江《民国就是这么生猛》
(2)美国西来大学陈怀宇“陈寅恪与赫尔德－－以了解之同情为中心”
(3) 出尘：“陈寅恪为什么不治清史？”
(4)沈晓敏《民初袁世凯政府与各省议会关系述论》
(5) 王渔《林伯渠传》
(6) 马勇“辛亥革命是对法国大革命的超越”
(7) 广东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二辑区仲坚“滇桂军在粤互争权力发生战争”
(8) 广东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二辑区仲坚“‘政学系’在粤扩张势力的开始”
(9) 1923年5月30日加拿大《大汉公报》“枪决容伯挺详情”
(写于2011年5月18-24日，香港)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首刊于2011年7月17日“纵览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