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23年07月29日讯】(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记者宋唐、易如采访报导)本月初,陆媒报导了吉林洮南市振林村村民黄德义自发建桥被判刑的消息,黄德义口碑很好,修桥补路造福乡里,这种本应该是大力鼓励支持的事情,但黄德义本人和亲戚等18人却被因寻衅滋事罪而判刑。
专家表示,中共当局全方位的权力垄断,导致个体的原子化,除了国家之外没有别的组织和依托,培养没有任何责任心的人。以法律和公共利益的名义,剥夺了民间自发为善的力量,败坏了中国社会的道德。
村民私自建桥被判刑
洮儿河是嫩江右岸最大支流,对黄德义所在的振林村村民来说,去河对岸种地、运货要多绕路70公里,原本十几分钟的路程得走三个多小时。
黄德义就是在洮儿河河边长大,有兄弟五人,祖上都以摆渡为业,使他对“无桥过河”感触颇深。
20世纪90年代末,黄德义和他的三哥造了三条铁皮船,连接在一起,用于摆渡,收费但并无标准。2014年,黄德义和亲友又焊了十三条铁皮船,搭建了一个浮桥。
这座浮桥搭了四年之后,2018年10月,洮南市水利局以非法建桥为由,处罚并强制黄德义拆除浮桥。浮桥拆了后,黄德义以为没事了。但是,2019年2月,黄德义及其三哥多位家人亲戚,被洮南市公安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
2019年12月31日,洮南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为黄德义及其他人员行为构成寻衅滋事罪,判处黄德义有期徒刑两年,缓刑两年,其他17人也分别被判刑。
法院认为黄某收过桥费的行为属于强拿硬要,在法院认定的总计52,950元过桥费中,被收费最多的是村民李某某,共2万元。然而,这笔钱经法院退返李某某后,又被李某某还给了黄某。李某某认为,“黄某搭这个桥,确实给咱带来了方便。”
一审判决后,黄德义并未提出上诉。但是后来他越想这个事情越觉得冤枉,就于2021年底提出了申诉。
“我觉得自己很冤枉,自古以来修桥补路都是好事,怎么到我这就被判刑了呢?”黄德义说。
“光焊船体我就花了十三万多,还有搭建的费用,不说赚钱,成本总要收回来吧。我从来没有强制要过别人的钱,附近村民从我这过,基本是不收钱的,有愿意给的就给,不愿意给的就不给,一般的过路人,也没有说不给钱就不让人过的情况。”
李某某、振林村某村干部和多位洮儿河对岸安全村村民,也证实了黄德义的说法。“我们附近村民在这桥上过,基本都不收费,有的时候觉得不好意思了,我们就主动给几块,毕竟老黄自己花那么多钱搭了这个桥。”
振林村村书记胡宝玉也说,浮桥的修建确实方便了附近的村民,而他在通过浮桥渡河时,也是给不给钱凭自愿,并没有被强制收钱。
一位出租车司机也说,有浮桥前,从白城市到瓦房镇附近村庄(振林村从属于瓦房镇)需要付50元至68元打车费,如今没了浮桥,去相同的目的地需要付180元,费用多了三倍左右。“说实话,有了浮桥确实近。要是不走浮桥,绕一圈的油钱也不止5块钱。”
对于浮桥是否应该收费一事,受访者绝大多数表示:“他们家建桥也花钱了,收点钱也没啥大问题。”
法律专家:法律是为了增加社会福祉 而非减损
法律专家、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罗翔认为,寻衅滋事罪主观层面上应当具备寻衅动机,客观上强拿硬要。如果修桥造路,满足了民众的期待,不仅没有破坏社会秩序,反而是社会秩序所嘉许的,那从任何意义上来说,都不是犯罪。
“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规定私自建桥属于违法行为,最严重的法律后果也只有行政处罚,而无刑事责任。绝不能认为只要违法,就是犯罪,从而认定为寻衅滋事罪中的追逐行为。”罗翔写道。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司法绝不能让积善之家,承受余殃,否则就背离了人之常情、世之常理,反而损害了司法自身的权威。”
北京市地平线律师事务所律师胡永平认为,刑法违法追究刑责首先要具有社会危害性,如果没有社会危害性,即使符合刑法的规定,构成某种犯罪,也可以考虑不追究其刑事责任。
浙江靖霖律师事务所律师吕博雄表示,在公共服务缺位的情况下,群众自发修桥并适当收费,具有朴素的正当性,不具有社会危害性。毕竟,政府施政和司法裁判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增加社会福祉,而非减损。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硕士赖建平对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表示,在中国实际上地方不同的部门,都有自己一个寻租自肥的地盘。行政权利无限扩张,对老百姓的生存空间进行挤压,与民争利的,本质上是这样一种行为。
“交通运输部门认为,不管是空中、地上、水里,一切涉及到交通运输的东西,都是它们这个部门要进行一个绝对的管控。如果任何人没有经过他们的同意批准,没有给它们进贡、交租,一定会受到刁难。甚至直接认为是一种非法行为,对他们进行判刑。”
悉尼科技大学副教授冯崇义对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表示,“现在建桥这类事情,你如果把钱给政府,它拿出去做,它非常高兴。但是你独立做,不在它的管辖范围之内,它就去用那种流氓恶法来惩罚你,这是在世界上非常荒唐的,你做善事做好事,它还惩治以法,荒谬极了。”
中共全方位控制社会 败坏道德
作为一个靠宣传起家的共产主义政党,中共一直强调自己是人民利益至上,鼓吹消灭私有制。共产党以公有制和人民利益的名义对社会进行改造,但实际上是消灭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基层自治结构,剥夺了个人道德选择的权力,实现对权力的绝对垄断。
冯崇义表示,传统如中国几千年来皇权不下乡,它的最小的官就是县令,政府人员是很少的,整个预算公共开支也非常小。社会是留下空间给乡绅和社会贤达去管理,有很多商会、同乡会等组织。
“但是共产党上来之后,它是把原来这个乡绅、私有产权都端掉了,叫什么地主也好,都作为这个阶级敌人灭掉了。同时把社会里头独立政府之外的组织,包括宗族组织全都灭掉,达成它的垄断。”他说。
学者何清涟撰文说,中共的土地改革消灭了乡绅,破坏了1949年以前那种以宗族制度为主的乡村自治,代之以人民公社制度,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基层痞子化之后,再也没能建成一种乡村新秩序。
“中共建政以来七十多年,所谓的领导是全方位的,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把所有的人群、社会组织、每一个层面都牢牢地控制起来,县、乡、到村民小组,都要由共产党的组织来进行控制。”赖建平说。
中共这种对权力的绝对垄断已经登峰造极,即便是行善也不行,孙大午案就是其中一例。
孙大午企业成功之后,想为中国社会做出贡献。孙大午公司的医院,职工和村民每月只用1元,便可享受合作医疗;做一次包括B超、验血等在内的全套检查,只要10元钱。投资三千多万元建设的学校,比集团办公楼还要豪华,一个学生月均生活费却只要一百多元。
2023年,孙大午被中国河北高碑店市人民法院一审宣判徒刑18年,罪名是因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等八个罪名。
资深新闻人、前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在推特上写道:如果孙大午生在民国,他一定是实业兴国的典型,可惜他生错了年代。习近平是不会放孙大午的,因为他反复强调共产党的初衷,那就是打土豪分田地。
冯崇义表示,这个制度就是要告知整个社会,任何东西哪怕你做善事也要经过它(中共),不能独立去做。你个人做善事都不行,要培养所有国民对政府的依赖。若你依赖富人,你就可以分庭抗礼,另搞一套。
“在中国,共产党就是连行善的权利也要垄断,它把全社会的这种行善的善意,作为一种资源来牟利。” 赖建平说。
冯崇义表示,国外是小政府大社会,政府只能是限制到一个很小范围上,维持秩序、金融、货币政策方面的之类的政策。至于其它的公共产品,政府不应该去越俎代庖,是要留给社会第三部门去做。
“一个健康的社会,除了政府、市场,还有公民社会的组织。修路修校之类的事情,有些是政府拨款,政府做不到的地方,就有社会力量来去做。”他说。
“中共讲资本主义如何如何丑陋自私,但是真正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第三部门都非常发达的,给社会提供服务,给社会提供慈善,整个活动整个运营都是在政府之外。有时候政府也拨款给他们,但是他们是独立运营,不在政府的控制之下。”
冯崇义说,我们现在看到社会道德沦丧,老人摔倒根本没有人敢去扶。很多坏人作恶,都在袖手旁观,连那些要跳楼的人,他不想办法去救人,就是针对在底下喊着赶快跳。就是看热闹,作旁观者,就是完全丧失同情心道德心。
“这个社会导致个体的原子化,除了国家之外,它没有别的组织和依托。培养对国家这种奴才心态,对个人没有任何责任心。因为道德本身就是你自己有选择,现在道德选择取消掉了,所以共产主义政权不管在中国或任何一个国家,它对社会、对人本身的破坏是非常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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