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真相】毛泽东的老师全家是“反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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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大师陈寅恪曾经这样评价一个人:“论今日学术,公信为赤县神州文学、音韵、训诂学第一人也。”并夸赞他:“持短笔,照孤灯,先后著书高数尺,传诵于海内外学术之林。”

得到陈寅恪这么高评价的,是中国语言文字学家。1949年以前,杨树达是中华民国教育部部聘教授,那是当时中国教育界的最高荣誉,有此头衔的一共才45人,被称为“教授中的教授”。

1949年之后,杨树达选择留在中国大陆,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全国政协委员、湖南师范学院教授等。

杨树达和毛泽东颇有渊源。1910年代,他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教书时,毛泽东正在那里读书,听过他的课,在生活上也得到过他的关照。中共夺权后,毛泽东继续和杨树达书信往来;毛回湖南长沙时,还去探望过他。

1956年2月14日,71岁的杨树达病逝,毛泽东发去唁电,周恩来也送去花圈,追悼会开得非常隆重。当时,《人民日报》发悼文说:“71岁的确对他太少了!”

但是多年后,杨树达的小儿子杨德嘉却写文章说:“我认为父亲去世的时间,确实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子女都希望父母长寿,杨德嘉为什么说出这样的话来?

杨树达有6个儿子,2个女儿,其中不乏精英。但是他去世的第二年,1957年,一场反右风暴席卷中华大地,这个书香之家从此大祸临头。

长子杨德洪:“特务嫌疑”

据《杨树达儿辈们遭遇的“革命”》一文,杨树达的长子杨德洪曾留学美国,学习财政金融,毕业后受聘于美国一家银行,工作、生活条件都很优越。

中共夺取政权后,杨树达兴奋不已,一再写信动员儿子回国,为“建设新中国”效力。杨德洪也深受鼓舞,满怀报国之志回到上海。结果却落得“特务嫌疑”,长期被“控制使用”。

次子杨德骧:“右派分子”

杨树达的次子杨德骧,抗日战争爆发前考入清华大学,1939年从西南联大毕业。之后,他专攻水泥,对发展中国水泥工业做过重要贡献;1956年,被评为重工业部先进生产者,受到毛泽东等中共高层的接见。

“反右”运动开始时,杨德骧是建筑材料工业部水泥局的高级工程师,也是建材部民主同盟分部负责人——既是高知,又是重要民主党派民盟的负责人,不正是被运动的目标吗?他直接被打成“右派”。

四子杨德豫:“右派分子”

杨树达的四子杨德豫,是中国著名翻译家,翻译、出版过《拜伦抒情诗七十首》,莎士比亚的长诗《鲁克丽丝受辱记》,以及《湖畔诗魂——华兹华斯诗选》等。

1949年中共进驻北平时,杨德豫正在清华大学外语系就读,差一年就要毕业了,但是“为了新中国”,他决定抛弃学业,投笔从戎。

1957年,杨德豫在广州军区《战士报》当编辑时,在军区召开的座谈会上说了一段话。

他说:“上级派秘书处的处长来当报社的社长,他说报社最主要的任务是揣摩领导的意图,这完全是秘书处长的语言。秘书处是给领导服务的,就专门要揣摩领导意图,派秘书处长来领导报社根本不对头。”

他还讲,报纸可以批评领导干部,报社应该独立负责,编辑记者应该文责自负。

这些话被认为是要摆脱党的领导。于是,杨德豫被打成“右派”,降级、降职、降薪、取消预备党员资格,后被开除军籍,遣送湖南大通湖农场劳动改造。这个“右派”一当就是20年!

幼子杨德嘉:“右派分子”

杨树达的小儿子杨德嘉,1958年春任《新湖南报》农村部副主任时,被认为在工作中“坚持资产阶级新闻观点”“猖狂反对省委”“反对报社党的领导”,也被打成“右派”,发配农村“劳动改造”了几年。1962年,因为他的一些老领导在衡阳地委工作,他设法调了过去,被安排当地委农村部的综合科科长。

1966年“文革”一开始,造反派给衡阳地委领导贴出的第一批大字报,就点了杨德嘉的名,说他们包庇、重用“右派分子”杨德嘉。随后,杨德嘉被揪出来,成为群众“专政”对象。

不久,在湖南省革委会筹备组一些人的支持下,原《新湖南报》的一批“右派”集中在长沙搞翻案,杨德嘉也积极参与其中。结果,案没翻成,反而惹来更大麻烦。

1968年9月13日,衡阳地、市军管会召开号称有10万人参加的“对敌斗争”大会。当场宣布拘留审查6人,其中包括杨德嘉,罪名是“右倾翻案的急先锋”。他被戴上手铐,在全市游街示众,之后,被关进监狱8个多月。

1969年5月20日,杨德嘉被押解到衡南三塘“学习班”,关了一年多后,转到衡阳地区卫生防疫站挖防空洞。

两个女婿:右派兼历史反革命

杨树达还有两个女儿,他们的丈夫也没躲过中共政治风暴。

杨树达的大女婿叫袁久坚。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兼“历史反革命”。原因是:抗日战争时期,湖南大学的学生在中共地下党的煽动下,举行了驱逐新校长、地质学家李毓尧的运动。当时,袁久坚选择站在李毓尧一边。中共当政后,这件事成了他人生的一大“污点”。在被反复批斗和侮辱人格后,袁久坚忍无可忍,自杀身亡。

杨树达的二女婿周铁铮是他的学生,古文根底很好,深得杨树达赏识。杨树达想把大女儿嫁给他,但大女儿嫌他是个“书呆子”,不同意。之后,杨树达将二女儿嫁给了他。

1957年“反右”时,周铁铮也被打成“右派”兼“历史反革命”。了解他的人都说,他只知读书、教书、写书,从不过问政治。他挨整的原因至今是个谜。

据说,曾经追求过他的一个女孩子,代他报名参加了“健新学会”。这个“健新学会”被认为是“反革命组织”,他因为“隐瞒”这段经历,被判刑3年,发配到西湖农场劳改。

杨树达的直系后代中,就有这么多人被整。要是看他的大家族,用杨德嘉的话说,被划成“阶级敌人”的那真是“数也数不清了”。

侄子杨伯峻:“右派分子”

杨树达的侄子杨伯峻,从小受教于他,后毕业于北京大学,是中国著名古籍学家,著有《论语译注》《孟子译注》《春秋左传注》等。

1957年,杨伯峻在北大任副教授时,因反对汉字拉丁化等,成为北大中文系被揪出的第一个“右派”。杨伯峻认为自己说的是真话,不肯认罪,又罪加一等,成了“顽固不化”“不思悔改”的大右派。被批倒批臭后,发配到大西北的兰州大学任教。

两年多后,杨伯峻被调到北京中华书局工作。初来乍到,就有大字报点名批判他,接着开了一次批判会。他明白了,此时此刻,只有“低头认罪”的份儿,以最低调的行事方式,委曲求全,才能苟全性命。

外甥女彭慧:“右派分子”

杨树达的外甥女彭慧,既是中共党员,又是中国民主同盟会的盟员,还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她的丈夫穆木天,是中国著名翻译家、象征派诗人的代表人物。

中共当政后,穆木天一度成为“歌功颂德派”。但“反右”运动时,他讲了几句真话,就被认为是攻击北师大领导“不学无术,整人有术”,被打成“极右派”。彭慧被指“伙同”穆木天“向党猖狂进攻”,也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剥夺教职。

“文革”中,他们被抄家、批斗。穆木天被关进“牛棚”,受到审查;而彭慧在一次批斗会后,晕倒在操场上,被人送回家。第二天中午,人们发现她已经死了。1971年,穆木天也在抑郁中病逝。

外甥女婿周汝聪:“反党宗派集团”成员

杨树达的另一个外甥女婿周汝聪,是西南联大毕业的高材生。抗日战争时期,曾在中印缅战区的远征军中担任翻译,后成为中共地下党员,在中共进入长沙前,参与过“策反”湖南当政者的工作。

中共建政后,周汝聪在长沙工作过一段时间,郁郁不得志。因为和几个曾经一起干地下工作的党员干部接触较多,他被打成“反党宗派集团”成员,后来在“文革”中,不堪受辱自杀身亡。

结语

杨树达一家才俊无数,却在他的学生毛泽东统治的共产中国,个个横遭厄运。

杨德嘉解释说,他认为父亲1956年去世,时间“最恰当不过”,是因为父亲如果活到1957年,看到家中这么多子、侄、女婿等被打成“右派、反革命”,他心里会极端痛苦,甚至会被活活气死。又或者,为人公正,敢于仗义执言的他,自己也会被划为“右派”,受尽凌辱。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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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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