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19年01月05日讯】数天前，中国政府以法庭辩护词危害国家安全为由，拟吊销刘正清的律师证。

刘正清是中国最受尊敬的人权律师之一。为追求民主法治，为中国国家治理的正常化，刘正清无数次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是中国律师界的英雄。刘正清曾为黄琦、秦永敏、张海涛、谢阳等等最危险的政治案件辩护，曾为中国最受迫害的群体——法轮功学员辩护，曾因为勇敢辩护而在法庭上被逮捕。

刘正清学识渊博，其文辞和逻辑均堪称律师界的骄傲，其坚定的法治信念堪称律师界的一面照妖镜。然而，中国政府决意消灭刘正清律师（吊销执照），并借刘正清案再一次向全世界宣告：“敢不听话者，杀无赦！”

刘正清案是中国政府灭绝人权律师的最新努力。2017年8月份以来，中国政府开始了新的迫害律师的运动，目的是要彻底消灭人权律师和不听话的律师，目标指向所有律师（不限于人权律师），迫害的重点为律师的言论，迫害主导机关为司法行政机关，迫害手段以骚扰、恐吓、（对亲友和同事）株连迫害、司法行政迫害等为主，以绑架、逮捕等为辅。这一轮对律师的迫害，规模之大、后果之严重（人权律师正在被群体消灭）是1979年中国司法系统重建以来没有的。这一轮迫害也是司法系统重建以来中国政府第一次下定决心消灭人权律师（包括不听话律师）。相比较而言，2015年“709事件”中中国政府的目的只是管控律师，禁绝人权律师参与社会运动和群体事件。

我姑且把这一轮灭绝人权律师的大迫害称之为“2017大迫害”。

“2017大迫害”以来，李柏光莫名其妙暴亡；高智晟、余文生、李昱函、陈武权等被绑架或逮捕；祝圣武、刘正清、文东海、覃永沛、陈科云、李和平、谢燕益、程海、玉品健、马连顺、隋牧青、王理干、王龙得、黄思敏等被吊销或者剥夺律师证；刘晓原、彭永和、陈家鸿、王宇等被迫害而无法律师执业；蔺其磊及其北京市瑞凯律师事务所的全部5名律师被拒绝办理律师年度考核；所有的人权律师都收到了如果拒不改正“错误”必被严惩的恐吓。所有的“2017大迫害”的受难者都因为言论而获罪，被迫害的理由中均有公开发表“不当言论”、公开发表案情和律师观点等“罪状”，或者迫害的真实原因主要就是“言论违法”。祝圣武、刘正清、吴有水、杨金柱等人甚至被指控言论危害国家安全。

之所以说“2017大迫害”的目标是灭绝人权律师，是因为这一轮迫害如此鲜明的、强烈的以言论为迫害重点。律师之所以是律师，就是因为律师能够运用法律知识和法律思维阐述观点。没有嘴的人，肯定不是律师。中国政府如此严厉的禁止律师发表独立的法律观点，如此严厉的迫害坚持发表独立观点的律师，势必导致宁死不屈的人权律师被消灭，而活下来的都是没有嘴、没有灵魂的所谓律师。所以“2017大迫害”的目标就是消灭人权律师，其后果也必然导致人权律师被消灭。

中国政府把言论作为“2017大迫害”的重点，是因为“709事件”之后律师直接参与街头运动、聚众事件的情况几乎绝迹了，而人权律师“乱说话”、启蒙社会、传播真相成为了最严重的问题。也因为随着民间言论被残酷迫害而凋敝，人权律师发布的案情通报等资讯成为国际社会了解中国人权、法治状况的视窗和国际抗议的依据，这让中国政府感到尤其愤怒。中国政府认为人权律师“乱说话”严重威胁到中国政府在向极权恐怖国家转型的过程中维护国际形象的努力。

大多数人认为人权律师不可能被消灭，认为开放的中国不可能消灭人权律师。这个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历史上，法西斯德国等国家就消灭了人权律师，而社会主义国家则消灭了律师。

事实上，人权律师必须依赖中国政府提供的管道去表达观点、开展活动，中国政府可以很轻松的把人权律师从律师执业机构全部清除出去，把人权律师从法庭全部赶出去，把人权律师发布资讯的管道全部关闭。没有执业证的人权律师不是人权律师，而是社会活动家。另一方面，消灭人权律师并不会造成极端严重的国际后果，因为消灭人权律师并不是消灭“律师”，中国政府依然能够提供律师服务，中国政府依然可以用经济开放来转移国际社会对人权法治的关心。只要想一想那个没有律师（只有领政府工资的所谓律师）、没有法官（只有穿军装的所谓法官）的八十年代中国的对外开放远比现在受欢迎，就明白这个道理了。

消灭人权律师，并不一定要剥夺他的律师证或者绑架、逮捕他。事实上只要人权律师屈服（投降）并闭嘴（不再发表独立的观点），这个人权律师就是被消灭了。不能独立发表观点的律师不能称之为人权律师。过去经常有人权律师向中国政府暂时屈服而后继续抗争，但这在“2017大迫害”的时代已经不可能了，因为中国政府对于不真心屈服的人权律师杀无赦。

“2017大迫害”持续一年之后，中国人权律师群体已经被冲击的七零八落，但中国政府依然在奋力“清剿”。刘正清案正是中国政府清剿人权律师的最新努力。在刘正清被吊照之前约一周，民间传言中国政府准备吊销刘正清、李金星、蔡瑛的律师证。现在看来传言不假。

人权律师被冲击的七零八落不是人权律师的耻辱，而是中国政府的耻辱。人权律师并不惧怕中国政府的监狱，他们早就做好了为民族前途而蹲监狱的准备。但是中国政府在“2017大迫害”中采取的迫害手段，和“709事件”完全不同，导致人权律师无法依靠烈士精神来捍卫其尊严。中国政府采取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手段，无底线的骚扰、恐吓、迫害人权律师家属、同事，无底线的以黑社会手段实施迫害。

人权律师很难为了一个律师证而眼睁睁看着家人被株连迫害（如果被逮捕了反而可以从容面对家人被株连）。人权律师赖以开展业务的律师事务所，根本不可能为了保护人权律师而坦然接受被株连的后果，尤其是在中国政府甚至株连处罚律师事务所的所有律师的情况下（他们仅仅因为和人权律师在同一个执业机构）。因此，在中国政府决心已定的情况下，人权律师被灭绝是注定的命运。

回过头来看，“709事件”的受难者是幸运的，因为他们可以悲壮的被绑架、逮捕，而不是被以“社会主义改造”的手段悄无声息的消灭。从“709事件”受难者谢燕益、李和平、王宇、刘晓原等律师在2018年被以黑社会手段剥夺律师证并被耻辱的剥夺寻求司法救济的权利（向法院起诉）的事例，均证明了“2017大迫害”是一场无法用烈士精神来对抗的极端严重的迫害。

人权律师天生不是革命者，而是改良派，因此人权律师注定无法抵抗中国政府以“社会主义改造”手段实施的迫害。如果中国政府采取绑架、逮捕行动，人权律师被迫革命（如709案被捕律师一样）反而能够捍卫尊严。

责任编辑：李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