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在中国大陆读书时,学校的教科书大多枯燥无味,因此那时我的兴趣就是大量的阅读课外书籍。其中的内容多与学校考试的内容无关,却也最大限度地丰富了我的精神生活,尤其是写作文时,更觉得文思如潮涌。那些在课外书籍中读过的成语、历史典故和大量的形容词虽然平时无用,但是一旦成为作文的内容之时,顿觉文章变得非常厚实。当需要引经据典之时,才恍然大悟阅读那些课外书并没有白费时间。
博览群书尽管要花费一些时间,其益处却是显而易见的。阅读是写作的基础,没有阅读难以写出高质量的文章。古今治学,大致可分两类,一是精读,一是博览。宋代大文豪苏东坡读书,强调“博”与“厚”,他在《稼说》一文中说:“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也就是说,读书人作学问应该要能广博地阅读群籍而择其中之精要,蓄积丰厚学力学养而不急于表现。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中国古人的一种求知模式,亦是古人自我修养的途径,“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则生动地说出了读书与写作的关系。古人认为,要求知,首先要“读万卷书”,即广博地学习前人的知识,特别是研究圣贤之说。这实质上是通过博览群书间接地获得知识,它是一个人闭门苦读的过程。孔子年轻时读书极勤奋,《论语》里讲:“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孟子少时发愤读书,浑然不知昼夜,遂通《诗》、《书》、《礼》、《易》、《春秋》等经。求知以“博览群书”始,实不失为合理之举,因为以个人有限的精力,根本不可能亲身一一发现、经历,明智之举就是通过博览群书把已有的知识、学说纳入胸中。
然而,古人也认为,要想获得知识只读书是不够的,“闻之不见,虽“必谬”,又“闻之不若见之”,因此博览群书之后,必进入求知的第二步,即遍游各地,亲见亲历,古代称之为“游学”。游学很早以来就是个传统。孔子曾周游列国;孟子闭门读书多年之后也周游各国,成为当时有名的游士,“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司马迁十年苦读之后,负起行囊遍游天下,竟依依不思归。。孔子、老子、孟子都有游说列国的经历, “游学”既可获得新知识,又可验证学来的间接知识,此外还有机会在实际生活中推行自己的见解学说,因此,“行万里路”的重要性不亚于“读万卷书”。
纵观苏东坡的一生,废寝忘食,读书不倦,有了这个基础,才写出了许多震撼人心的诗词华章。他的心得是“信于久屈之中,而用于至足之后,流于既溢之余,而发于持满之末”,通俗地说,治学要经得住诱惑,要耐得住寂寞,要等到知识完全充足,如水之溢满,如满弓发箭之时,再拿起笔来写出心中所悟。真正的好文章可以教化人心,可以引导人们走向光明,可以济世救人于水火,不过每一篇好文章都是来之不易的,那是日积月累彻悟之后的心得。要想写出一手好文章,苏东坡的那种 “厚积而薄发”的心态是值得后人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