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悦来店》、《能仁寺》是八本《儿女英雄传》中精彩的两析。此剧原为清初文康写的小说，清末李毓如根据河南才子狄郁(号杏南)所编梆子剧本、整理成为京剧余玉琴“福寿班”的本戏之一。当年余玉琴演十三妹是武旦应工，以武功见长，是踩跷演出。此戏后经王瑶卿重排，融合了花旦腔调、刀马旦架式表演，不再踩跷而改穿彩薄底(快靴)。

故事是：安骥之父安水心出任淮阳县令，忤上司被参，需六千两银子赎罪。老仆与安骥携银三千两自北京城出发，误雇了驴夫白脸狼、黄傻狗运财，二贼私议害死安骥，被何玉凤听去。何玉凤至悦来店见安骥，安却疑惧何玉凤欲劫己银。……安被驴夫诓离出店，误入能仁寺，被恶僧捆绑。何玉凤踵至，弹打恶僧，救出安骥与寺中被掳女子张金凤。

女主角何玉凤（十三妹）扮像是穿红色打衣打裤、战裙、扎腰巾子、戴风帽、插面牌，身背刀、弓、弹囊，英姿飒爽。她旷达洒脱、乐于助人，进悦来店内盘问安公子的一番对白，显露北京人丰富的语言特色。而安公子相反，是个没出过远门的书呆子，谨守“逢人只说三分话”的原则，讲起话可真够别扭。例如，何玉凤问半天，安骥只有虚话，何玉凤干脆说白了：“你想想，我与你，是萍水相逢。刚才你也说过，咱们两个人哪，又是男女有别。今儿个我即刻来问你这些个话哪，想必我心里头有我的事情，你就该据实相告啊，才是你的道理不是。怎么，问了半天哪，跟我一味的支支吾吾离离奇奇的，你把我当作什么样儿看待啦”。

“我本将心向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十三妹热诚、安骥闪躲，两个人凑不到一块去。固然安骥心有急事，不易信任别人，但何玉凤一身女大王的穿戴，也是令人望而生畏。这多少就像秀才遇见兵，各自着急而产生戏剧张力。

戏总要演的不露痕迹，才有真实感，有那个真的味道出来。在台湾，全才旦角徐露不但戏演的好，更懂“戏理”－－戏是让人喜闻乐见，而不是嚼不动的铁板。当一个戏过分强调主题、强调目的、强调什么文艺为政治服务，那就在逼人啃铁板，编剧程度可说拙劣不堪。徐露的见解高许多，她认为戏所以有主题、有情节，它们目的是给演出者一个引子，使演员交代出人生的各个不同情境，而让观众得以品尝到人生的各种“情味”。

徐露用三出戏《悦来店》、《得意缘》、《贩马记》来比较说明：“戏曲的“主题”和“情节”经常不是紧密相关的，像是《悦来店》、《得意缘》，都是以“报仇”为主题，《贩马记》不那么明显，但也强调冤狱平反，可是报仇和平反的过程并不是剧情发展的主轴重点，《悦来店》里十三妹和安公子性格的对比以及对情感的态度，《得意缘》里的闺房之乐和语言趣味，《贩马记》里一对新婚夫妻的进一步认识与心灵的进一层贴近，这些才是主轴，才是重点，至于报仇平反，只不过是引出情节的引子而已，戏要的就是由情节带出的“情味”。可是大陆很多戏就死扣着“主题”，尤其是“报仇主题”，像刘秀荣、张春华的《十三妹》就抓紧了仇恨斗争的主轴，一意渲染平反的过程，从头到尾剑拔弩张，结果反而了无余味”。

徐露深入戏中三昧，戏是以“心灵”为重，是对人性产生深刻认识，涵蕴着精神的交流。如她说《悦来店》里十三妹和安公子性格的对比以及对情感的态度，《得意缘》…《贩马记》…等，乃其有各自不同的独特“情味”。如果硬生生按报仇主题进行，那有什么可看的？杀人报复、恐怖教训使人堕落畏缩而已。每每中共的戏剧或电影，就是急吼吼某种意识型态的贯彻，人物身负沉重任务、满嘴党八股（腾飞不忘挡中央-艾未未），却没有真实的自我。更可比做一个特务，永远偷偷摸摸，因为听话，所以没灵魂。你说这样的剧中人会有什么真实感情？没有个人“情味”的美，只有集体呆滞的丑。矫揉、机械的言论，使人呵欠连连，简直的又贫又厌。贫，不断重复同一个主题；厌，呲牙裂嘴、虚张声势。以前演戏最忌贫瘠加上洒狗血，中共却拼命颂扬，还说是“又红又专”，长期下来，剥削人的品味成为残忍、低贱。

中共专让好人受害，旁观者不由陷入恐惧。詹世辅（1919-1968）富连成科班丑行之天才，与李世芳、毛世来合称“童伶三杰”。与侯喜瑞合演《普球山》饰窦氏、与尚小云合演《昭君出塞》饰王龙很精彩。而与毛世来合演《小上坟》饰刘禄景、《小放牛》饰牧童更是巧妙。贵在他使丑角受人敬重，表演不脏不贫，不俗不厌。然而在文革中他被迫害至死，怎么死的？没人敢追究，只有“很惨”两个字。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安骥涉险江湖，十三妹见他是位好人，就愿意帮助他、救他。而在中共吃狼奶的社会里，好人只有等着被迫害、被吞噬，哪里还有情味，只有可怕的魔性横行。见义勇为的维权律师，例如高智晟，被冠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坐牢，生死不明，仅传说他被酷刑虐待的“很惨”。人们如果都像高律师或十三妹有颗救人的心，中共邪灵即刻灭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