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帝是中国历史上以仁德著称的皇帝之一，他即位不久，就遍施恩德。文帝二年十一月和十二月，有两次日食发生。文帝说：“天生万民，为他们设置了君主来治理他们。如果君主缺乏德义，施行政令不够公平，上天就会显示灾异以警戒。在十一月发生日食，这是上天在谴责我，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朕以渺小的身躯承担天下，对下不能养育好众生，对上又损害了日月星辰，我实在是太失德了。你们要想想我犯了什么过失，必须要举荐贤良正直和能够直言劝谏的人，来匡正我的过失。官吏们要减轻徭役费用来便利民众。”

文帝说：“农业，是天下的根本。应当开辟田地，我要亲自耕作，以便提供宗庙祭祀所需要的粮食。”“任何政务都没有农业更重要。现在农民辛辛苦苦的劳动，还有负担各种租税，这无法鼓励人们务农，应该免除田地的租税。”

汉文帝虚言纳听，他说：“古人治理天下的时候，在朝廷设有旌旗，百姓可以站在它的下面向朝廷进言；还设有可以刻写对朝廷批评意见的诽谤木。这些设置，是为了招来劝谏的臣民。可是，现在的法律中有诽谤罪，这就使广大臣民不敢直言，所以君主就无法听到批评意见，应该废除这样的法律条文。从今以后，如果有人触犯了这条法令，不要治罪。”

文帝看到很久以前就施行亲人相互连坐的法律，认为很不合理。他说：“如果法律公正，那么民众就会诚实；治罪恰当，民众就会服法。况且，治理民众，引导他们向善，这是官吏的责任。官吏们如果既不能教导民众向善，又拿不正当的法律去惩罚他们，这反而是坑害民众，让他们去行凶。”于是汉朝废除了连坐的律令。

文帝即位几年后，他对众臣说：“祸患来自互相怨恨，福泽兴于遵从德义。百官有什么不对之处，这是我的过失造成的。可是，如今的官吏总是习惯于把过错都推给臣下，这更加显示出我缺乏仁德，朕非常不赞成这种做法。”

齐国太仓公淳于公犯罪，应当受刑，被押送长安。他的小女儿缇萦随从父亲来到长安，她上书皇上，情愿成为官府的女奴来抵赎父亲的罪过。文帝悲怜缇萦，下诏说：“我听说，在舜帝的时候，让罪犯穿戴画有特别花纹和颜色的衣帽来羞辱他们，于是民众就不再犯法。这是因为当时有最好的政治局面。可是如今，刑法有好几种肉刑，但是却不能禁止犯罪，这其中的过失在哪里？这是因为我的德行浅薄，教化不当，我非常惭愧。所以说，训导的方法不当，就会使民众愚昧，并且犯罪。如今有人犯了过错，还没有进行教化，就对他们施行刑罚，即使他们想要改行善道，也没有机会了。我非常可怜他们。我们的刑罚太重。竟达到断人肢体、毁坏肌肤、使人终生无法复原，这是多么令人痛楚的做法，是多么不讲恩德呀！这样怎么能为民父母呢？应当废除肉刑。”

匈奴常年在边境为害，杀死不少官员和百姓。而长时间的征战，对各国都没有好处。文帝为此心痛不安。他多次派遣使者，向匈奴的单于讲和，施行和亲政策，与匈奴结成兄弟关系，以此保全天下的淳朴百姓。

有一年，天下大旱，遭遇蝗灾。文帝下令诸侯，不必向朝廷进贡；撤销山泽禁令，以便利民众。还俭省各种服饰、车驾和狗马，减少官员的名额，散发仓库的粮食来救济贫民。

文帝抑减自己的嗜好和私欲，不谋求私利。做皇帝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衣服、车驾一点都没有增加。他曾经想要建筑露台，召来工匠做预算，发现所需费用要达到一百斤黄金。文帝说：“百斤黄金，相当于十家中等平民的家产，建筑露台做什么！”

文帝衣着简朴，经常穿着粗厚的衣服，以示敦厚俭朴，为天下人做表率。不修筑高大的墓塚，治办霸陵的随葬品都只用瓦器，目地是节省钱财，避免扰民。南越王尉佗自立为武帝，但是文帝却召来尉佗的兄弟，善待他们，尉佗感动，于是自动取消帝号，俯首称臣。与匈奴和亲，匈奴人背约而入侵，但文帝却命令汉军只许防守，不许发兵深入，怕因此而烦扰百姓。

群臣中有人直言朝政，话语尖刻，但文帝能够听取他们的意见。张武等人接受别人的贿赂，事发后，文帝就把御府的钱财拿出来送给他们，以此让他们心生惭愧，主动悔改。

总之，文帝致力于用恩惠德义来教化民众，所以海内富裕，礼义盛行，开创了“文景之治”的盛世辉煌。

(出自《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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