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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共参加、破坏和背叛中国民主革命
四 苏俄指使中共反对、利用、破坏北伐，背叛国民革命
苏俄显然明白，中国共产党，这个在它的扶植和教唆下，并在国民党怀抱中尚未长大的中国共产政治集团，是无论如何也禁不起中国国民党北伐成功所带来的巨大冲击的。因为，只要国民党和蒋介石决心抽身北伐，就极有可能将中共这个包藏祸心的“政治寄生儿”甩到一边去。因为在广东，共产党仍因国民党的存在而存在。因此，只有把中国国民党拖死在广东，以将之逼迫在任其窃夺的境地，或将蒋介石彻底打倒，以从根本上阻断北伐，等到中共羽翼已丰，气候已成，到那时，便不是国民党要甩掉共产党，而是共产党要消灭国民党了。这才是苏俄与中共要坚决反对北伐，并且反对不成便利用之，利用不成则破坏之，破坏不成就干脆背叛之的根本原因。
第一、苏俄与中共反对北伐
一九二六年元月，在国民党“二大”上，蒋介石已正式提出了北伐的建议。蒋的北伐建议，立即遭到了全体苏俄顾问的一致反对。鲍罗廷更以“党的力量在前，革命的武力在后”为理由，坚决反对北伐。随后，以季山嘉为首的俄国军事顾问团所有成员，立即在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中竭力鼓吹“北伐必败论”，中共更于广州市区到处散发传单，广贴标语，公开反对国民党北伐，并散布流言，首指主张北伐的蒋介石为“新军阀”。三个月后，当夺回了相当权力的国民党已经决定北伐，半年之后，当蒋介石已经领导北伐胜利出师，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杂志仍然发表了“论国民政府之北伐”的文章，不仅猛烈攻击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个人，而且公开反对北伐，并以所谓“革命的北伐时期尚未成熟。现在的实际问题，不是怎样北伐，乃是怎样防御……”，以暗指由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领导的北伐，不是“革命的北伐，而是反革命的北伐”。李宗仁在《回忆录》里，就曾明确指证中共是反对国民革命军北伐的。
第二、苏俄与中共利用北伐
早在一九二六年二月，中共中央已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以讨论如何应变蒋介石和国民党提出的北伐“难题”。在这次会议上，中共一方面决心反对北伐，一方面却要“从各个方面以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并在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指示下（参见本卷第二章），明确指出“北伐的政纲，必须以解决农民问题为主干，特别要注意组织农民，以建立工农革命联合的基础”。一九二六年七月，当国民革命军刚刚胜利出师北伐，中共又召开了扩大会议，进一步认定“农民将成为民族解放运动中之主要势力，我们的党要想领导中国民族解放运动胜利地进行，就在于取得这项农民的势力，取得对农民运动的领导权”。一九二六年九月，鲍罗廷又根据斯大林和第三国际的一再指示（参见本卷第二章第一节），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发表了“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的演说，再一次强调“农民问题是革命的根基，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苏俄顾问和中共一再地要在中国国民革命军准备北伐和北伐已经胜利进军的最初日子里，在反对北伐不成而只好顺应北伐之时，一再地将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提高到如此重要的层次，其目的，无非一是要将全国人民期待已久的“北伐打倒军阀”改变为发动工农革命、实际是煽动农民造反，以造成发动中国共产革命的基础；二是要借用国民革命的名义，并以混淆两种不同的革命为手段，偷换国民革命的内容，以夺取发动共产革命的成功。正是在这样一个阴谋方针的明确指导下，苏俄和中共才在反对国民党北伐失败之后，变反对北伐为利用北伐。由是，在北伐胜利进军后的湖南，由中共煽动起来的农民运动不仅声震全国，其“实绩”，便是在“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口号下，把军阀已经打倒的湖南逼进了遍地暴民造反夺权的红色恐怖之中。据北师大出版的《中国现代史》教材称，一九二七年四、五月间，湖南农民运动已经发展到了要求解决土地问题的阶段。四月十日，由中共操纵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发表“告全省农民书”，提出农民运动不是减租减息，也不仅仅是要打倒土豪劣绅，而是解决土地问题。武汉国民党中央遂由毛泽东和国民党极左派邓演达等成立了“土地委员会”，颁布“解决土地问题决议草案”和“处分逆产条例”。规定“凡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即一切反革命者的财产，皆为逆产，一经合法发觉即行没收”。这个决议草案，因谭延悖等的反对而未能于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但是，盖因中共发动与建立的湖南各级农民协会不仅形同各级政府，有权有枪，而且自设公堂刑狱，动辄批判斗争，随意逮捕杀人。中共领袖李立三的父亲即为农民协会所枪决；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军长何健的父亲，亦因农民协会将之游街示众、批判斗争而被整毙，北伐军中许多出身于小地主的湖南籍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其家人未能逃出者，亦多被批判、斗争、关押或捕杀。其惨毒之状，实与四十年后毛泽东发动文革时人民横遭荼毒的情景极为相似。
同样，在建立了国民政府的湖北和武汉，工农运动亦闹成了“如火如荼”的局面。据同一本中共《中国现代史》教科书称：早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湖北省就已经成立农民协会三十四个，会员已有二十八万七千人。一九二七年三月底，武汉登记的工会组织已有五百多个，会员达八十万之多。武汉工人运动的声势之大，“适如北伐军取得武汉、江西与福建之震动于全中国、影响于全世界一样”。17 而武汉工人运动给武汉地区和武汉国民政府所带来的破坏，更是令人触目惊心。犹如这部《现代史》所“揭露”的那样，由中共发动的武汉工人运动，“不仅随意罢工，随意要求增加工资，而且自组法庭监狱，随便捕人施刑，动辄检查火车轮船，随便断绝交通，随意没收分配工厂店铺的现象，更是随时可见……在北伐军占领武汉后的两个月中，工人、店员罢工可考者达三十六次之多……频繁的罢工，不仅加剧了劳资纠纷，而且为武汉国民政府带来了重重困难：一是日本和英国关闭了在武汉的全部企业，二是民族工商业主因工人运动而不能聊生者纷纷抽逃资金，关厂罢业，举家潜逃。至一九二七年五月中旬，武汉一百三十多家大商行经营者仅剩二十四家，五月二十日武汉商人罢市，各家商店全部关门谢业，拒绝售货。三是工人大批失业，至四月底已达三十万人之巨。四是武汉国民政府收入日拙，月收入仅一百五十万圆，支出却达一千三百万圆，只能靠大量发行纸币以熬度艰难……”。至此，为北伐军胜利占领并建立了国民革命政权的武汉，几乎被苏俄和中共一手煽动并操纵的工农运动，闹成了一个死岛。
武汉如此，上海亦无例外。如前所说，中共不仅为了夺权而抢在北伐军前面发动了三次武装暴动，以图谋在建立“上海市民政府”的名义下，建立“中国无产阶级的巴黎公社”，而且在北伐军占领上海后，擅自组织工人武装以横行沪上，甚至威胁称：“如军政首长有意解散者，即为反革命。”18 由是，整个上海祸心包藏，阴谋待发；世面混乱，人心不宁。上海商界更只能哀叹“自国军临沪以来，我商人乃处于憔悴呻吟之下”。19 北伐军虽然能够打倒军阀，却因为苏俄和中共一意要乘北伐之机发动共产革命，煽动暴民运动，推倒国民革命，非但不能给人民带来北伐打倒军阀之后应有的和平安宁生活，却反而只能陷人民于更大的“混乱、动乱和暴乱”之中。这个后果，实在是将北伐打倒军阀的意义，抵消到了令人思之惘极的地步。对此，如果不是一个在中共“革命暴政”下生活过来的人，实在难以想像。其时，亲共近俄、并得到了苏俄好处的冯玉祥，正是因此才作出了“远俄送共”的决定。他的名言，即指苏俄与中共乃是“阳冒国民革命之名，阴布全国恐惧之毒”，实为此一阶段苏俄与中共所蓄谋制造的“共产革命”景象，提供了明确的证词。
第三、苏俄与中共破坏北伐
诚然，苏俄与中共破坏北伐的第一个手段，就是利用北伐，以发动共产革命。
苏俄与中共破坏北伐的第二个手段，则是阴谋挑起“迁都之争”和决策“拥汪反蒋”。一九二六年十至十一月间，蒋介石曾数电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称：“武昌克后，中即须入赣督战。武汉为政治中心，务请中央及政府委员先来主持一切，应付大局。否则迁延日久，政治恐受影响，请勿失机。”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蒋介石电请迁都武汉，不仅合情，而且合理。当时负责广州国民党中央的张静江，在屡接蒋介石电报后，遂决定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及各省市党部代表联席会议”，以讨论迁都问题，并使之获得通过。但中共却认为：“召开此次大会用意，据我们观察，乃在蒋欲迁都，转移中央政府。”为不造成“得不着湖北，反失了广东”的局面，为“万一无法阻止，亦须尽力防止弊害”，中共遂决议“反对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并决定采取措施，努力使联席会议延期举行”。20 如前所说，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以后，因广东各级国民党党部仍有三分之一以上为跨党的中共党员所把持，再加上中共的阴谋决定和阴谋运作，因此，参加联席会议的代表，便以中共身份的国民党人占多数，由是而在联席会议上击败了张静江，否决了迁都案，并形成决议称：“现在国民政府之工作，在巩固各省革命势力之基础，而此种首要工作，应首先由广东实施最为适宜，故国民政府仍暂设广州。”蒋介石请求广州中央和政府迁都的要求，遂因苏俄顾问和中共的反对而失败。一个多月后，当苏俄和中共已经明确意识到，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迁都武汉已成为势所必然之时，鲍罗廷与中共中央又开会决策曰：
第一、迎汪速回，以与蒋分权。第二、尽力发展湖北革命力量（按：指共产党力量）。第三、确定唐生智在政府中的一定地位（按：旧军阀出身的唐早有图据两湖之心）。第四、巩固左派在广州省政府的政权。21
四个月后，当武汉已经成为工农革命的中心，鲍罗廷已经深信“我们已有充分的准备在武汉建立自己的中央”时，在“中共与国民党左派已经对迁都武汉有了较为充分的准备”之后，22 为他们所把持的广州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又作出了迁都武汉的决定，并在迁都武汉途中坚决反对蒋介石敦促国民党中央委员和政府委员暂驻南昌，再一次借迁都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蒋运动，为重新夺取国民党领导权做足了舆论准备。蒋介石由是而再一次遭遇了失败，并迅疾迎来了苏俄和中共对他发动政变的厄运。特别是汪精卫在苏俄和中共“迎汪反蒋”阴谋下回国以后，他非但不听取蒋介石和一批真正国民党人的劝告，不仅大言“我是爱护工农的呀”，而且与中共党魁陈独秀发表了“联合宣言”，随后便赴武汉“俄国政府”去做第一把手去了。由是，中国国民党的再一次分裂岂但不可免，北伐军的分裂和内战亦终于爆发。若不是蒋介石和一批真正的国民党人在此关键时刻痛下了“清党”的决心，则中国国民革命的失败已经指日可待。
苏俄和中共破坏北伐的第三个手段是制造南京事件。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即北伐军攻下南京的当天，在共产党人李富春和林祖涵担任政治部主任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和第六军，有一些共产党身份的士兵，竟以公开杀害外侨为手段，蓄意悖发国际事端，不仅引发美国军舰向南京城内开炮，造成南京民众死伤甚重，而且造成列强对中国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敌意和干涉。事后，李富春和林祖涵逃往江西，以弭其罪。后来，因军阀张作霖在北京查抄了苏俄驻北京大使馆，缴获了共产国际给苏俄驻华使馆武官的一份训令，乃使罪证确凿。该训令称：“必须设定一切办法，激动国民群众，排斥外国人……为引起各国干涉，应贯彻到底，不惜任何方法，甚至抢掠和多数残杀……。”这份训令不仅在口气与内容上，与不久前斯大林的“五月指示”如出一辙，而且与不久后共产国际代表罗明拉兹命令中共执行烧杀政策完全一致（详见下卷第二章）。一九二七年五月九日，英国外相张伯伦在下院作证时曾明确指出：“计划南京暴动者，似有意使西方强国与蒋介石为难。”虽然这一场以袭击外国人为手段，意图挑起列强干涉中国国民革命军北伐的事件，乃不了了之，然而，苏俄和中共为破坏北伐，已可谓心机用尽，更可谓手段用极。
第四、苏俄与中共公然背叛北伐和国民革命
一九二七年春夏之交，苏俄与中共反对、利用和破坏北伐实已发展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领导的北伐亦因此而走到了难以为继的境地。北伐打倒军阀的成功，崭新国民革命政权的建立，不但没有给北伐胜利后的中国带来新的气象，却反而制造了无穷尽的乱象，将曾经一心向往北伐的无辜民众，推向了痛苦和迷茫的深渊。
但是，正是这一切才最终逼出了国民党“清党”和重建中华民国南京政权的决心，以将三年来借俄援和容共而诱逼中国国民革命，特别是破坏北伐的苏俄和中共，清除出中国国民革命的阵营，清除出中国国民党，并由真正的国民党人来建立真正的国民革命政权，取代已经完全被苏俄顾问所操纵的武汉“俄国政府”。但是，苏俄与中共却以为公开背叛北伐和国民革命的时机终于到来：苏俄、中共和汪精卫的国民党中央遂宣布开除蒋介石的国民党党籍，褫夺他的一切职务；共产国际代表鲁易则提出了“南伐”，要汉方的北伐军打回广东去；中共领袖周恩来竟坚决要求“东伐”即东进讨蒋，以诱发北伐军的内战；苏俄顾问鲍罗廷因以为“他的箱子中还有草”，23 仍妄想继续破坏中国国民革命和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武汉的国民党亲俄亲共派们，因出于良知未泯而要求继续北伐。因为他们知道，也只有北伐，才能挽回军心和民心。24 但是，汉方的国民革命军已经严重不稳；夏斗寅的“叛军”已经顺流而东下；25 “马日事变”的枪声更是震撼了武汉的国民党亲俄亲共政权 ；26 曾为鲍罗廷诱惑的新旧两栖军阀唐生智已擅自还兵武汉，虽愿反蒋，却同样要反共拒俄；27 连曾经近俄亲共的冯玉祥也开始驱逐共产党并与苏俄疏远，更在对是非、权力和利益的比较中，由武汉转向了南京 …… 28 斯大林给中共的一纸“训令”，虽然推动了中共最后的背叛，但这一纸“训令”对汪精卫所起的反面效应，却是逼出了汪精卫“分共和驱俄”的决心。恰如汪精卫于是年十一月五日在广州中山大学讲演时所称：“已经到了争船的时候了，已经到了争把舵的时候了。要将国民革命带往共产主义那条路去的，不能不将国民党变成共产党，否则只有消灭国民党之一法。”29 苏俄顾问鲍罗廷终于“希望全绝”而待罪归国；中共却在斯大林亲自派来的又一个共产国际代表罗明拉兹的领导下，作出了于八月一日在南昌发动武装叛乱的决定。中国共产党由此而举起了他们公开背叛中国国民革命的旗帜，并从此在斯大林的命令下，和共产国际代表罗明拉兹的指挥下，在中国各大城市，尤其是在南中国落后、偏远、贫穷的农村，到处煽起了“望岱叛乱”的火星，30 点燃了叛变的烽烟。中国的共产革命亦终于从俄式共产革命走向了“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传统农民造反相结合的”道路，只不过他们要造反的，已不是中国的历代封建专制王朝和绵延了数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而是历尽艰难才推翻了专制王朝和专制制度，又历尽艰难才夺取了十七年反复辟胜利的新中国 —— 中华民国。(//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