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城,自秦汉以来一直是中国北方的军事和商业重镇。史上朝代更迭的风云大事在此轮番上演。北京城历经八百余年的建都史后,留下历史沧桑的印记,也镌刻上不朽的人文传奇。
自从两代帝王忽必烈和朱棣做出迁都的决议后,北京城经过两位僧人先后的主持建造,成为历史进程中的一件杰作保留至今。这两位僧人就是元朝的刘秉忠(释子聪)和明朝的姚广孝(道衍)。
《元史》记载,刘秉忠原名刘侃,其人生来就“风骨秀异,志气英爽不羁”。后到天宁寺剃度出家,法名释子聪,师从虚照禅师。师徒二人云游天下,到达山西大同的南堂寺。
时年为公元1242年,海云禅师奉召觐见忽必烈路过大同,他听说释子聪博学多才,就特意邀他一同前往藩邸。释子聪精通邵雍皇极之书,善观易经象数、六壬遁甲等,在藩邸同忽必烈谈论天下大事、治国方略,皆对答如流,对天下事了如指掌。忽必烈很欣赏他的才能,就把他留在身边。
从此,忽必烈藩邸就多了一位身穿僧服的军师。因他同时掌管府邸各类文案,众人就取他法号中一字,称呼他为“聪书记”。
几年之后释子聪父亲去世,他要赶回家乡奔丧。忽必烈赐他奠金百两,还派人送他到邢州。释子聪守丧期满后,忽必烈再次召他回到和林。忽必烈向他征询治乱之道,释子聪上书千百言详细阐述。
他讲到天降成吉思汗,起于朔漠,在短短几年之内就能降伏诸国,取得天下。今有天下之广,数以兆计的子民,虽是成吉思汗威德所致,同时也是天地神明庇护的结果。成吉思汗“勤劳忧苦,遗大宝于子孙”,而天下之大,非一人之力就可以治理好的。从汉朝兴起到五代时期,中国历经一千三百余年,其中汉文帝、汉景帝、光武帝、唐太宗等明君,尊崇尧舜禹三王的典章、礼乐、法度等文教。他建议应选择开国功臣之子,监守京府州郡,推行遵王法、文教。治乱之道,需要人努力去做,结果却取决于上天。
“孔子为百王师,立万世法”,在兵征天下之时,很多庙堂被废,忽必烈采纳释子聪的建议恢复州郡祭孔大典,遵循前朝仪轨;派人寻访名家名儒,大开言路,遵循旧礼,尊祭上下神祇,以和畅天地之气,以顺天时之行,以成就天下、安定兆民。
忽必烈远征云南大理,释子聪随行。远征之前,忽必烈先到达曲先脑儿(蒙语脑儿意为湖,蒙哥驻夏之地)去见皇兄蒙哥汗。在当晚的宴席上,汉臣姚枢讲到宋太祖赵匡胤派遣大将曹彬攻取南唐,不杀一人,并保障了市肆照常运营。
次日,忽必烈上马准备出发,他坐在马背上拍着马鞍对姚枢说:“你昨晚说曹彬不杀一人就能取下都城,我能做到,我能做到!”(语出《元史》:“汝昨夕言曹彬不杀者,吾能为之,吾能为之!”)姚枢在马背上,对忽必烈拱手称赞道:“圣人之心,当就仁明如此,生民有幸,国之福也。”
然而在攻大理时,其国主高祥拒绝投降,屠杀蒙古信使后迅速逃亡。忽必烈盛怒之下,就打算破城之日下令屠城。释子聪和汉臣张文谦、姚枢一起力谏:“王者之师,有征无战,当一视同仁,不可嗜杀。”忽必烈听后克制盛怒,思虑许久,对他们说:“我将会和众卿同守此言。”忽必烈下令裂帛为旗,写上禁止杀戮的命令,并禁止焚烧百姓屋舍,诸将破城后奉命没有妄杀屠戮,大理城民得以保全。而先前所俘之人,也都悉数遣放。
中统元年,忽必烈登上蒙古大汗之位,广招贤才。释子聪按照忽必烈的要求,参考中原各代王朝古制,加以筛选,把适宜蒙古之法,逐一陈列,以备世祖参考。
一天,翰林学士承旨王鹗想到大汗登基,万象更新,可释子聪还是一副僧人的装扮,随侍帝王,甚不合时宜。于是上奏称,“自陛下登基后,万象更新。臣子之中,释子聪随侍陛下,参与帷幄密谋,定社稷大计,甚是劳苦功高”。可是释子聪仍穿僧服出入王宫,王鹗称此事令他深感不安,因此奏请忽必烈,应“正子聪衣冠,赐予厚爵”。忽必烈斟酌此事,拜子聪为光禄大夫,位至太保,并赐子聪府第厚爵,把翰林侍读学士窦默之女嫁给他,并赐下新名“刘秉忠”。
释子聪想到:“既天生万物,自随分,有安排”,于是坦然接受王命。此后凡选拔人才、定都北京、拟定国号、制定礼仪典章等诸项大事,均亲自参与、制定。他以天下为己任,事无钜细,凡有关国家大体之事,向来知无不言。当时有人称他是“易地诸葛,弥天道安。”
1264年,刘秉忠根据《易经.坤卦》“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拟定新年号“至元”,同时向忽必烈提出定都燕京(今北京)的建议。迁都之事,忽必烈思虑再三,最终采纳了他的建议,命他赴燕京规划营建新都城。
刘秉忠在规划元大都的布局时,按照《周礼.考工记》“九经九纬”、“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礼制,把街道象棋盘一样进行规划。并把《易经》中的阴阳八卦、天地相合,都运用在大都的建造中。为体现皇权至上、王者必居天下正中的理念,刘秉忠采用“中轴布局,左右对称”的重要原则。
在大都正中设定一条贯穿南北长达8公里的中轴线,以此轴线为基准,设置北京城的宫殿、寺院、街巷、市肆等。巍峨庄严的寺院寺庙、左右对称宽敞平整的街道、前后起伏恢宏壮美的宫殿格局,都围绕这条中轴线产生。而大都的各城门,如丽正门,出自离卦“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文明门出自乾卦“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安贞门出自讼卦“复即命,渝安贞,不失也”。元大都整体上体现出元朝“至哉乾元”的刚健和草原帝国的宏伟气象,也为明清两朝奠定了都城的雏形。
刘秉忠位极人臣,看起来拥有了世俗的一切。有人认为他还俗了,但根据《元史》的记载,他日常斋居蔬食,终日淡然。即使随侍忽必烈,除以天下为己任之外,他也在上都的南屏山上建造了精舍居住,依然保持着僧人的风范。他自诩是“名利场中散诞仙,只将吟乐度流年”。
他也始终认为自己只是个江湖散人,是个“一心忠义,满怀冰雪,功就便抽身”之人。至元十一年,一日刘秉忠在自己的禅房抚琴弹唱,直到黎明方休。时至天已大亮,仆人发现他端坐在蒲团上,已然坐化,无疾而终。留下清淡的长曲《衲衣藤杖是吾缘》,引人追思。
忽必烈开大元新风,其臣子方得以“望乾坤浩荡,曾际会,好风云”。任凭春风弄丝竹,冠盖照神州;任凭雁飞汾水,鹤归华表,转眼沧海桑田。当后人吟唱着刘秉忠的曲“人间事,一笑不须愁”,回味着历史,这位“散诞仙”规划的都城,那如棋盘般的格局,也许像壶中洞天一般,个中自有玄机暗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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